1949年10月，北京城里到处洋溢着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就在这股热浪尚未散去时，一场小型座谈会悄悄举行。年逾不惑的王宏坤被几名后辈团团围住，其中一位禁不住发问：“王副司令，咱们这么多开国将帅里，谁的指挥本事最好？” 话音未落，屋里瞬间安静，只见王宏坤端起茶盏，轻啜一口后缓缓答道：“徐帅。可惜，他一直缺个真正懂他的好政委。”
说这话的王宏坤不是泛泛之辈。早年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团长、师长，后在晋冀鲁豫战场任副司令，他对各家本事一清二楚。可在许多军史爱好者眼里，徐向前因为在“十大元帅”排名第八，又有长达数年的“后方”岁月，往往被误判为“人缘佳、资历老”的代表人物。王宏坤的一锤定音，背后却是许多战史细节的支撑。
1930年春，徐向前三十岁，在鄂豫皖边界只握有三四百人。武器杂、纪律散、伙食差，这支编号三十一师的队伍算不上“精兵”。他硬是把杂牌散兵拉到前线实战中锻打，攻打麻城、红安十余小镇，阵阵冲锋里，兵员雪球般扩张。不到两年，红四方面军初具雏形。队伍打硬仗、夜袭、穿插，一套一套，徐向前把“黄埔式沙场练兵”玩得纯熟。
转眼到1935年，川西雪山脚下，红四方面军在他与陈昌浩的共同指挥下，已近十万人。论组织扩编速度，这在各路红军中首屈一指。许世友、陈再道、王新亭、韩先楚等后来的大将、中将，都在那支大军里脱颖而出。倘若没有这块“练兵场”，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野战军、华野、二野恐怕要少了不少硬手。
然而，辉煌背后埋下隐忧。1936年底的西路军西征，成为徐向前心头的沉石。原先西出祁连是开辟新局面的冒险，却因多重因素陷入绝境。军心溃散之际，徐向前与时任政委陈昌浩如何决断，至今仍是史家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是，两人并未形成“你出主意、我来指挥”的默契。结果，西路军重创，徐向前自此背上沉重负担。
1940年初春，毛泽东电召徐向前赴延安筹备“七大”。这趟旅程成了他告别前线的分水岭。翻山越岭、化装北上，途中装乞丐、借夜色、绕封锁，半年后抵延安已形销骨立。更糟糕的是，偶然被战马踢伤致肋骨折裂，缺医少药引发胸膜炎，长期卧床。从此徐向前在抗日烽火中“消声”，外界误以为他淡出军事指挥。
事实上，中央没有白养伤号。守卫延安的陕甘宁晋绥联防，调度八路各部、剿匪肃特、训练干部，徐向前统统肩负。1944年，他接过抗大校长职务，三尺讲台换枪林弹雨，讲的是“战术、战役、战略”三板斧。也正是这段沉淀，让他日后在解放战争中快刀斩乱麻。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华北战场形势险恶，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南下，留下的晋冀鲁豫区兵员大多是地方武装。中共中央决定启用身体初愈的徐向前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兼十七兵团司令员。7月酷暑，他背着绷带南下临汾，用三个月时间就让这支二流之师脱胎换骨，秋交战时已能轮番打夜袭、打穿插，硬啃日伪整训出的顽固据点。
此后半年，他挥师挺进太行、太岳，切断同蒲路八百里，拔掉杨村、榆次等战略要塞。阎锡山苦心经营三十余载的山西本土防线，层层支撑点被连根拔起，直至1949年4月大同以西崩盘。许多参加过晋中战役的红四方面军出身将领感慨：“当年在老总（徐帅）手下操演的那一套，全派上用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战绩是在徐向前常年与疾病缠斗、一度靠担架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1948年3月解放太原战斗打到最紧时刻，他高烧三十九度，被迫在窑洞里躺着下命令。彭德怀火急北上借兵，临别时握住他的手：“兄弟，你命要紧，山西我来顶。”一句肺腑之言，道出同袍之间的惺惺相惜。
为什么王宏坤说“可惜他缺个好政委”？放眼同辈，林彪有罗荣桓，刘伯承有邓小平，粟裕与陈毅珠联璧合，甚至陈赓在太行岁月里也有薄一波撑腰。决策加政工，一主一辅，相得益彰。徐向前却频繁更换搭档：陈昌浩的刚愎、朱瑞的早逝，都让他屡被掣肘。进入解放战争后，他干脆自己兼政委，军事之外还要操心政治建军、后勤筹粮，体力精力双重透支。
有人统计过，红军时期的八大主力纵队中，唯有红四方面军在最凶险的岁月里几乎没有享受过盛大补给；他们一路靠自筹，靠急行军，靠快打。徐向前对“能战成习”四字极尽推崇，他常说：“军队离不开三个劲——脚底板的力气、拼命的狠劲、纪律的韧劲。”这些话听来硬邦邦，却是他在川北山野里摸枪眼、翻雪山时悟出的真经。
1960年代初，北京八一大楼的一次聚会上，王宏坤重提当年对徐向前的评价。一位年轻军官不解地问：“徐帅没怎么上过大台面的大仗，凭啥说他最能打？” 王宏坤摆手：“大战虽然光辉，可别忘了，能把三百号人炼成几十万，这本事才是根本。要给他配个像罗帅那样的搭档，哼，谁挡得住？”
或许，这正是徐向前一生最“遗憾”的部分：从红四、到山东、到晋冀豫鲁，他的部队总能越炼越强；可在攸关全局的关键时刻，他往往得独挑指挥与政治工作双重担子。若是身旁恰有心有灵犀的政委，他的兵书里，还会写下多少场经典战例？没人能给出答案，但王宏坤的那句“徐帅最能打”，像一记重锤，把被忽视的真相敲进了历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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