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的一个深夜,皖南泾县的狭窄站台被蒸汽笼住,车门刚一打开,瘦削的章辅跳下月台,背包里装着两本速记课本、一枚缝好的五角星和父亲托四叔带来的书信。没人会想到,这位上海大同大学的高材生只用了三天时间,就从课堂上的进步青年变成了新四军教导总队八队的学员,年仅二十岁。
训练极苦。山道拉练、匍匐渗透、电讯密码一项不少。有时深夜归来,女生们挤在土坯房里,额头的汗水还没干就要摸黑写心得。有人抱怨:“这也太拼了吧?”章辅摇头,“打仗不是写文章,咬牙坚持吧。”一句话,把几位同学说得直点头。她写速记稿最拿手,还偷偷给队友缝了好几颗红五星,说战士先要在心里把星安好。
1939年春,她被调入五支队戏剧队。表面唱戏,实则做党的秘密宣传。新编的《东进之歌》里,“守土抗日”六个大字被她写得铿锵,观众席里很多小伙子听完就报名参军。有人不服气:“唱唱跳跳能赢战争?”她笑答:“一台戏,能换十条枪。”
进入1940年,华中敌后斗争愈发险恶,日伪与顽军频繁扫荡。5月,政治部决定让她带队去高邮、兴化一带发动群众。算上挑夫和警卫,一行九人。乡亲们口口相传,“来了个会唱戏、能写字的小娘子”。每晚,小庙、祠堂灯火通明,革命故事伴着乡音流转。短短一月,几十名青年悄悄报名参军,乡间粮棉也组织了输送线。章辅暗自松口气:值了。
可风声也在聚拢。7月6日傍晚,宣讲结束,东家老李挽留他们过夜。天光渐暗,远处犬吠此起彼伏。章辅警觉,却仍决定不惊动百姓。深夜,塔集镇区长盖庆成带着伪保安队破门而入。枪托一挥,九人被押往寺庙。
拷问开始。油灯摇晃,尘灰弥漫。盖庆成先软后硬,得不到口风后恶向胆边生,盯上了章辅。对她说了句只有他自己觉得温柔的话:“跟我走,保你富贵。”回答只有两字:“做梦。”他恼羞成怒,一把扯裂外衣,绣在里衫上的红五星跳入众人视线。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她把衣襟合拢,目光平静。盖庆成愣了几秒,挥手抽来皮鞭。
皮鞭、盐水、电刑轮番上阵,寺庙暗房里只剩粗重喘息。凌晨时分,章辅奄奄,却仍低声提醒身旁战友:“别说。”这两个字,仅八画,却像峻岭。盖庆成的手下试图停手,盖喝道:“加电!”嚎叫与火星交织,他想从哀嚎里听到口供,结果仍是沉默。
7月7日午后,国民党顽军接收了俘虏。夹沟刑场阴风猎猎,反动派让九名战士跪地示众。章辅站着,脊梁笔直,道:“跪天地,不跪汉奸。”敌人恼羞,撕掉她外衣,想让耻辱压垮最后的尊严。她挺胸,鲜血干涸在五角星旁,高呼:“打倒侵略者,打倒卖国贼!”歌声突兀而起,《国际歌》的旋律在空场上回荡,枪口闷响接连传来。
子弹掀起尘土,二十二岁的生命定格。乡民偷偷收殓遗体,将九位战士安葬在田埂一隅,木牌上只写“新四军烈士”。他们没把红五星取下,说战士的心要与星同在。
再往前推几年,一颗种子是如何落进她心田的?要从1902年说起。那年,章四叔章鸣玉东渡日本,结识秋瑾等革命者。归国后,他在绍兴虞西二小办女子学堂,宣讲新思想。1923年,七岁的小章辅第一次听四叔讲起“驱除鞑虏,中华自立”,她听得入神。后来升入上海新亚女中,她在黑板上写下“救亡图存”四字,笔锋如刀。
“八一三”炮火把课堂变成废墟,封校令下,她索性走上街头。游行、手抄报、义卖捐款,她哪样都干。“国破了,哪有安稳读书?”她常这么说。1938年春,地下党找她谈话:“去部队,真刀真枪。”她没犹豫。火车到泾县那晚,她把家书藏进背包,随即交给交通员烧掉,只留五角星别在贴身里衫——这是她给自己的约法三章:人可死,星不能丢。
有人问她怕不怕。她笑得爽朗:“怕?把命交出去就不怕了。”话听着轻,可执行却要钢铁意志。寺庙暗室里,她让人见识了钢的韧度。刑场黄土边,她让人见识了火的光亮。
1949年,高邮解放,当年看过她演出的小伙成了县武装部长。清点烈士名册时,他在夹沟碑前找到了那串熟悉的姓名,久久未语。1950年,章家人接到地方政府寄来的烈士证明,封皮暗红,正中一枚烫金五角星。父亲捧着它,沉默半晌,只说了一句:“闺女没丢咱章家的书生气节。”
章辅的故事在许多老兵口中流传。那些老人常说,她唱过的《国际歌》,在刑场上特别嘹亮,仿佛催命的枪声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伴奏。如今的夹沟旧址只余残墙,荒草间的石碑却还在,雨过天晴时,斑驳的碑面上依稀可见那一抹生动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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