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的延安，窑洞外大雪封山，保育院的灯却亮到深夜。周文楠握着钢笔，迟迟落不下最后一笔，她要给毛主席写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核心请求：与王英樵结婚。

这位女同志在延安并不起眼，拿着黑板擦、给孩子们盛稀饭，忙得脚不点地；可在十多年前，她是湖南官宦千金，在长沙街头散发传单，在牢房里咬着牙挨过竹签。1927年秋，毛楚雄降生，她给儿子取了一个字——“雄”，希望孩子像他父亲毛泽覃一样坚毅。

毛泽覃牺牲的噩耗1935年传来，山路阻断，一封薄薄的密件几经转手才送到长沙。周文楠听完消息，没掉泪，先把手里的茶碗放稳，然后抱起七岁的儿子去了屋后。那一夜，邻居只听见低低抽噎。革命年代，哭声从不敢放大。

此后四年，湖南地下党把这位烈士家属掖在最隐蔽的角落。直到1939年冬，中央决定将她调往延安。临行前，帅孟奇拍着桌子说：“湖南紧张，人走了工作怎么办？”动员令最后还是下达。20块大洋路费，是毛主席亲自批的。

延安保育院工作枯燥，孩子们的哭闹、炉灶的柴烟，掩不住紧张的战时空气。也是在这里，她遇见了王英樵——山东汉子，教导主任，脾气爽朗。志同道合靠的是日日相处：一块修课表，一起给冻疮孩子抹药膏。感情就是这么生出来的。

新中国尚未建立，组织对再婚有严格程序。周文楠拿出信纸，用词再三推敲。她最担心的是：烈士家属能不能重新选择幸福？她更担心毛主席的态度。信封密封那一刻，她突然对身边同事自嘲：“字写得太端正，像学生交作业。”

几天后，中央机要员把回信送到保育院。短短几行字，开头先是一句问候，接着写道：“婚姻自由，我没意见；只有一个条件，永远记得毛泽覃为革命牺牲，他的精神值得怀念。”落款署了“泽东”二字，端正遒劲。周文楠看完，轻轻呼了口气。

毛主席为何只提这一条？熟悉井冈山岁月的人都懂。兄弟几人中，毛泽覃最年少，却在1935年突围战中断后牺牲，年仅29岁。把烈士精神传下去，比任何形式都重要。言辞简短，却重若千钧。

1942年3月，延安小礼堂布置得朴素。没有大摆筵席，只有几盆腊梅。周文楠穿着灰布新衣，王英樵把胳膊伸过来，神色有点紧张。证婚人念完誓词，掌声响起。有人打趣：“这对新人办了场最‘节约’的婚礼，连糖都没抢到。”现场气氛一片轻松。

结婚证刚领到手，夫妇俩主动报名去最艰苦的东北。彼时苏联红军正逼近松花江，伪满残部蠢蠢欲动。1945年10月，两人抵达哈尔滨。王英樵进入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周文楠被派到司法系统——审判伪满官员，保护被奴役多年的百姓。

毛楚雄的命运却让人揪心。1946年春，他随359旅北返，16岁少年执意“跟王震叔叔打仗”。为了安全，王震把他列为“警卫”，安排随谈判代表前往西安。可胡宗南突然扣押代表队，以莫须有理由将三名年轻人活埋。牺牲时，他19岁。噩耗传来，延安哀声四起。

毛主席和家人商量后作出决定：对年迈的周陈轩老人暂不告知真相。主席给湖南省委写信，请地方尽心照顾这位白发人。直到解放后，王英樵夫妇把老太太接到哈尔滨，精心奉养，才让老人安度晚年。老人去世后，骨灰依照遗愿送回韶山。

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文楠担任泰安县法院院长。法槌敲下，她更在意的是底层百姓能否得公正。一次公审案件结束，她对同事说：“法律不是摆设，咱得让当年的牺牲有点价值。”在黑龙江高院任职期间，她大力推动家事审判改革，对妇女权益的执念，或许源自自己曲折的情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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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同志陆续离休，周文楠夫妇也搬进了哈尔滨郊区的干休所。针线篓里依然放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那是二十岁的毛泽覃，身佩驳壳枪，笑容腼腆。每逢清明，她都会在院子里摆一碗米酒，低声念一句：“泽覃，你放心。”

1992年春，韶山正筹备毛主席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八十一岁的周文楠听闻后，只说一句：“我们不能落在老百姓后头。”她托丈夫写信，寄去一千元，以示心意。那年9月5日，这位历经三段战争、两次婚姻的老人溘然长逝。消息传到湖南，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哈尔滨那位普通离休干部，竟是毛家老三毛泽覃的遗孀。

周文楠的一生，没有豪言壮语。她只是循着自己相信的路走下去：为革命、为亲人、为孩子、也为后来者。毛主席那封“只有一个条件”的回信，既是对她个人幸福的祝福，也是对千千万万烈士遗属最质朴的嘱托——记住牺牲者，把火种继续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