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会儿，国家经济稍不留神就可能栽跟头。1981到1985这五年，正是六五计划执行期，国家从调整起步，逐步摸索出路子来。
那时候，外债压力大，外汇储备低，物价开始波动。幸好，通过一系列稳扎稳打的措施，国家经济才稳住阵脚，工农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7101亿元涨到1985年的161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0.7%。
这得益于领导层对形势的清醒判断和及时调整。要知道，之前几年引进设备太多，导致财政赤字高企，外汇储备一度只剩8.4亿美元。幸好陈云同志在1979年就提出调整方针，强调要先理顺比例关系，国家才避免了大麻烦。
1979年，国家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外债余额飙升到41.3亿美元，财政赤字170.6亿元，占收入15.4%。
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恢复平衡。这意见得到采纳，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
于是1979年停建缓建348个项目，压缩投资55亿元；1980年再压80亿元；到1981年，基建投资从1978年的501亿元降到302亿元。
这下，效果出来了，1981年底财政赤字降到25.5亿元，外汇储备升至27.08亿美元，物价稳住。但经济增长放缓到5.2%，这是1978年以来最低点。
那么改革是不是方向错了？其实，如果没有这步调整，后面的发展就没基础。
农村改革是这五年里最亮眼的篇章。
安徽等地从1978年起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同志在安徽一线大力推动。起初，小岗村农民偷偷分田到户，粮食产量翻倍。万里同志看到实效，就在全省推广。邓小平同志也表态支持，说这种模式适合中国国情。
到1983年，全国98%的生产队采用这种责任制，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农民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涨到1985年的398元，增长近两倍。粮食产量稳定增加，国家征购任务完成得更好。城市居民买菜更方便，市场供应充裕。
但这也带来新问题，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部分人进城务工，社会流动增大。中央及时引导，强调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创新形式，避免了方向偏差。
不仅如此，对外开放这块，也走得小心翼翼。
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起初资金短缺，项目推进慢。1981到1982年，国家财政紧，特区投入减少，深圳有些工程停工。
但通过政策吸引外资，到1985年，深圳GDP达39亿元，比1980年增长14倍。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67.6亿美元增到1985年的69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79.6亿美元。
而且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视察深圳，题词肯定政策正确。特区不是租界，而是中国对外窗口，带动周边发展。像深圳这样的探索，让国家逐步打开大门，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而个体户的兴起，更是这五年经济活力的体现。
1979年，城镇待业青年达1500万，社会压力大。陈云同志提议允许个体经营，1981年中央正式发文支持。
起初，个体户地位尴尬，有人说这是投机。但政策明确限制雇工人数，到1985年，全国个体户达1171万户，从业1766万人。市场活跃起来，居民买东西方便，经济多了一份灵活性。
以公有制为主，个体户补充，平衡了计划与市场。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虽原料短缺，但逐步尝试定价和采购，效率提升。1985年零售物价指数涨8.8%，城市更高到11.9%，居民有点抱怨，但整体收入增长，城镇居民从477元涨到739元。
最后，六五计划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远超9718亿元目标。不过，背后也有隐忧，财政仍有22亿元赤字，通胀压力大，地方项目盲目上马，经济过热。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苗头出现。
那么，其实还是社会主义。这五年就是在矛盾中博弈，计划怕僵化，市场怕偏离。中央强调渐进式，先试点再推广。农村先改，城市跟上；特区先试，全国学习。
后来六五结束后，进入七五时期，改革深化。城市企业股份制试点，市场机制引入。沿海开放扩大，深圳从小镇变城市，民营企业兴起。国家也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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