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忙完一天公务的毛泽东把长子毛岸英叫到书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趟韶山，替我去看看舅舅，顺便带些东西给他。”灯影下，岸英愣了一下，旋即点头。谁也没想到，在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里，这位素来严于律己、不喜走后门的领袖，竟为湖南乡下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农破格安置了一份工作。源头，要追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桩几乎被时代尘封的少年婚姻。
说到毛泽东的婚姻，人们最熟悉的是杨开慧、江青，而在杨开慧之前，他还有一位年长四岁的妻子——罗一秀。湖南湘潭人，1889年生，乡亲们习惯喊她“一姑”。她出身书香，识字，会女红，也懂些算账，被评价为“做媳妇的好材料”。1907年秋，她年方十八，被父母和媒人簇拥着，嫁进了毛家。当时的毛泽东只有十四岁，仍是个在外求学的少年，这桩婚事完全是两家长辈定下的“娃娃亲”。
毛家大院里，新娘子忙得脚不沾地：给公婆递茶水，打理家务，连稻谷晾晒的细节也事无巨细。村里老人回忆她“做事麻利，待人厚道，半句怨言也无”。然而，这段婚姻在当事人心里并没有升起男女之情。毛泽东以读书、结交新友为主业，偶尔回家，对她客气有加，却更像“小弟敬大姐”。无奈的是，封建礼法里，“妻”这个名分让罗一秀无法逃出家宅，她只能把全部心思寄托在操持内外上。
命运并未给这位姑娘足够时间。1910年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二十一岁的罗一秀香消玉殒，正值少年壮志、还未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站在灵前，心底五味杂陈。村人只看到他跪下三叩首，却不知那一刻，他悄悄埋下了“以后要帮扶罗家”的念头。
数年后，毛泽东辗转长沙、北京，再到井冈山。每当回湘乡、韶山活动，他总抽空去罗家坐坐。罗老先生握着他的手，感慨万千：“润之，你走得高，看顾不上也别忘你一姑。”毛泽东点头：“放心，我记着呢。”其中来往最密的，是罗家侄儿罗石泉，和毛泽东同岁，性格聪慧。两人常在禾田埂边谈天，话题从收成到时局。一次争论，毛泽东拍着稻草凳说：“农民起来，天下才有盼头！”这句话深深扎进罗石泉心里。
1925年，罗石泉加入农民运动，后任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顶着白色恐怖潜伏乡间，辗转传递情报。1940年，他突破封锁抵长沙，设法致信延安。毛泽东复信：“就地隐蔽，更能为大局立功。”罗石泉随即组织地下交通站，为八路军办事处输送情报与药品。1943年，他在一次行动中被捕，遭严刑拷打坚不吐一字，后因地方党组织搭救才死里逃生。伤残在身，又不能公开身份，他返回家乡，以教私塾为掩护艰难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罗石泉写信到北京，汇报湖南地下党“转正”事宜，信件辗转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完沉吟良久，放下批阅文件，叫秘书：“查一下罗石泉的近况。”得知这位旧友生活拮据、腿伤复发，他当即拍板：请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为罗石泉落实离职干部待遇，并嘱人送去补助。按中央纪律，“领袖亲友不得越级安排”，可毛泽东表示：“他不是一般亲友，是老战友。”消息传到韶山，罗石泉握着毛岸英送来的公文袋，眼眶湿润，“润之没忘我这个山里佬啊！”
此后多年，每逢春节或清明，罗家都会收到北平寄来的药材、棉毯。1953年，罗石泉被正式安排进湘潭县文化馆，从事农民教育与史料收集，虽是普通职员，却足以维持生活。他喜欢给孩子们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故事，常感慨道：“我这条命，是毛主席救的。”
1959年六月，毛泽东回到韶山祭祖，也不忘沿着田埂去罗家走一遭。他在罗一秀坟前驻足片刻，只说了一句：“一姑，你放心。”旧人已逝，老屋仍在，竹影摇曳。村民远远望见主席弯腰理了理坟前的野草，又拔了几枝狗尾巴草插在新堆好的黄土上，随行警卫都默然无语。
今日检索档案可知：中央组织部1951年8月的批文，明确批准罗石泉为“革命工作人员”，给予副科级待遇；而这一纸红头文件，正是毛泽东亲笔批示的结果。换言之，他为昔日发妻的族人确实破了常例。对照那份批示，可以看到熟悉的行草签名，笔锋有力，说明下方仅写着一句：“可办。——泽东。”
在新政权重建百废待兴的时刻，许多人推测主席为何肯为一介乡村教师开此方便之门。熟悉的人知道，毛泽东在用人上极讲“出力者得其所”。罗石泉既是革命同志，也是几经风雨仍心向红旗的老朋友，理应得到照顾；更深一层，或许也是对早逝一秀的缅怀。革命者并非铁石心肠，情义与原则在他身上并行不悖。
史料显示，罗石泉于1967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留下的那本旧笔记里，第一页写着八个字：“不负初心，与民同甘。”翻至扉页，夹着一张褪色的合影——二十年代初，毛泽东与罗石泉以及几位农运骨干站在稻田边，青年们的目光明亮，似乎在凝望更辽远的天光。
毛泽东一生与无数人结缘，有同窗、有战友，也有这位命运坎坷的“发妻”罗一秀。她十八岁出嫁、二十一岁辞世，却用短暂的年华为毛家守住了温情，也让毛泽东在烽火岁月里保有一份对乡情、对亲情的牵挂。建国后的那次“破例”，看似是一纸任命，实则是一份跨越四十余年的情分与担当，悄无声息，却分量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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