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北京总参作战会议散场，许世友挎着大檐帽，抖落身上的尘土，招呼身边警卫：“走，弄两碗酒，解渴！”会场里有人窃窃私语：这一身虎劲看来得靠高度酒压着，换别人早就趴下了。许世友回过头，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酒壮胆，酒也提神，咱从小就离不开它。”
他对酒的感情来自少年苦日子。1913年，许世友出生在河南新县的石山沟，家里孩子多，母亲要靠打短工糊口。十四岁那年，他被送到嵩山少林，白天钻木取火熬药，夜里在大殿里练拳。老方丈见这孩子一腔狠劲，便以酒代水，让他习惯寒夜站桩，“酒能暖骨，骨暖则气通，”老人语重心长。自此，酒与拳功一起，在少年的血脉里扎根。
1929年冬，他随红四方面军入川，成了班长。军纪严，喝酒是大忌，偏偏他腰间总缠个竹筒，里头装着自酿的高粱烧。连长詹才芳查铺时揪住这竹筒，差点开罚。许世友爽快认错，却憋得难受。几次夜间行军，他偷偷灌两口，第二天冲锋冲在最前面，战士们说“许班长喝得越多，冲得越猛”。毛泽东听汇报后，把他唤来谈心。毛主席怕他误事，提出三条：临战前不许沾酒；打仗时不许带酒；要是吃了败仗，连想酒都别想。许世友瓮声应下：“行！只要打赢，啥规矩都听！”
抗战、解放战争一路厮杀，许世友从团长、师长，一直打到纵队司令，身边的酒壶从未空过。1949年南京解放，他命人找来两坛茅台，夜里在总统府大门口摆桌小酌。有人劝他留点好酒庆功，他摆手：“城都拿下了，还怕没机会庆功？”
新中国成立后，军人薪饷变成了“工资”。1952年，正师职每月三百余元，北京东交民巷的国营商店里，一瓶飞天茅台才2.84元，许司令一个月能买百十来瓶，喝得胸口滚烫。后来物价上扬，1963年售4元、1978年飙至12元。问题来了：1983年秋，年迈的许世友主动交上转业申请，月薪骤降，千把块的津贴没了，固定收入只剩五百来元。茅台却没有“革命友谊价”，门市照样十二块，老将军有点坐不住了。
一天傍晚，他在南京玄武湖畔散步，心里嘀咕：再这么涨，怕是买不起了。回到家，他抄起算盘拨拉半天，把工资、医药费、家用一合计，额头直冒汗。秘书小胡看将军闷闷不乐，问：“司令，又想战术问题？”许世友叹了口气：“啥战术？是口粮。”说完指指柜里的空瓶，“这玩意儿，喝得起才有劲儿。”
小胡琢磨了一夜，第二天递上一叠稿纸：“您当年写的《新四军纪事》《淮海战役侧记》销量不错，出版社尚欠稿费两千多。不如把这笔钱提出来，专门买酒。”许世友瞪大眼，“这是我血汗写的，不是国家额外照顾？”小胡解释，稿费属个人合法收入，不花也是放着生灰。将军这才咧嘴：“那行，全买酒！”
从此，每月邮局都会送来一大纸箱，上面盖着“茅台酒厂”红印。许世友按兵役医院嘱咐，一天半斤，过量不行。他偶尔手痒，干脆拿粗瓷大碗倒满，仰脖灌下，嘴里还念叨：“半斤不过口，算啥！”
难题并未全部解决。老战友来南京探望，按规矩要摆酒接风，三五瓶怎么够？小胡跟几位后勤干部合计，托贵州军分区帮忙，从地方小酒坊挑了批“翻沙酒”；成本只及茅台三成，却带股子焦糊香。主人杯里是真货，客人碗里是“山寨”，只要温度适宜、入口不分，高下很难辨。为防穿帮，客人提前打招呼，人人心照不宣。多年里，宴席上常见这样的情景：许世友仰头喝，众将相视一笑，跟着举碗，谁也不拆穿。
1984年初冬，他在广州军区医院复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主治医生劝他戒酒，他把头一摆：“戒酒？让老子少活一月也行，就是不能没这口。”医生只得限定剂量，每日棉签蘸酒，润一下舌头。疼痛来袭时，他嘬一小口，呼一声长气，“这才像活人。”
弥留之际，他嘱托卫士：“家里的茅台别糟蹋，给兄弟们留着，有聚会就开。”1985年10月22日，这位铁血上将走完73年人生。等到整理遗物时，人们在床头柜发现几张未兑付的稿费收据，背后用铅笔写着——“换酒”。
同在1970年代迷上茅台的尤太忠，态度截然不同。1971年两人同到北京议事，晚上去前门饭店小聚。账单拿来，一瓶茅台标价三元。尤太忠倒吸一口凉气，小声嘟囔：“这可抵我半月伙食。”从那以后，他干脆回到糯米酒，偶尔小杯抿一口，笑称“把钱省下来给战士加菜”。同袍们打趣他抠门，他只摆手：“该花的花，不该花的省。”
一将豪爽，一将节俭，却都在烽火岁月里浴血前行；爱酒或惜财，不过性情写照。许世友的酒气，混杂着硝烟与乡土的醇香；他的故事，也像那一壶陈年茅台，辛辣中透出甘冽，饮者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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