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51届众议院选举即将于2月8日投开票，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接下来的政治格局和政策走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竞选期间强调“希望得到国民信任”，并重申如果执政联盟无法获得过半数席位，自己将辞去首相职务。在野党方面，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新党“中道改革联合”集结中道势力对抗执政阵营，陷入苦战。
高市早苗将此次众议院选举变为了“首相选择”选举，而非以政策为中心，寻求掌控众议院的主导权。
“这将是一场可能改变日本国家形态的选举。”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选举前夕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如果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过半数（233席），或者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的执政联盟能够取得所谓的“稳定多数”（243席），甚至“绝对稳定多数”（261席），那就意味政策和法案几乎都可以按照执政党的意愿顺利推进。日本政治将明显右倾、保守化。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视觉中国 图
独断专行被误读为“领导力”
澎湃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次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强调“希望得到国民信任”，并重申如果执政联盟无法获得过半数席位，将辞去首相职务。这似乎更像是针对首相的一次信任投票，首相此举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白鸟浩：从高市首相的政策取向来看，她最核心的目标之一是强化防卫能力。如果要推动相关政策，就必须在国会中拥有非常强势、稳定的政治基础。
在日本的宪政体制中，众议院的权力高于参议院。对高市来说，理想的状态是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取得过半数席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依赖维新会以及一些小规模会派来勉强维持多数。她希望通过选举掌握政策主导权。
如果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过半数，或者自维执政联盟能够取得所谓的“稳定多数”，甚至“绝对稳定多数”，那就意味着在众议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中，执政党都可以占据多数席位、担任委员长。这样一来，政策和法案几乎可以按照执政党的意愿顺利推进。
所谓“绝对稳定多数”，在众议院是261席。一旦达到这一数字，执政党就能掌控所有委员会，几乎不受阻碍地通过各项法案。即便执政党目前在参议院没有过半数，如果法案在众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参议院要否决或阻挡也会变得非常困难。
因此，高市解散众议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牢牢掌控众议院的主导权。
澎湃新闻：此次从解散众议院到投票仅隔16天，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最短纪录，堪称“奇袭”。此时解散不仅导致年度预算案无法按时审议，寒冬时节且很多地区下大雪，也给选民的投票增加了不少难度。高市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解散？
白鸟浩：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是，高市内阁自去年10月成立以来支持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大约六成，这在日本政坛是极其罕见的。对执政者来说，在这样的支持率下解散选举，显然对选情非常有利。
此外，这个时间点本身也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一般来说不会在2月解散众议院选举，因为年度预算通常3月底之前要在国会通过，一旦解散，审议时间非常紧张，甚至可能导致预算案无法顺利通过。那样的话，高市首相此前强调的“优先应对物价上涨”的承诺就沦为空话。正因如此，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时期不可能解散。
高市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对手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解散，从而在政治博弈中占据先手。这次解散的意义，很大程度就在于这种“无人预料的时机”。
澎湃新闻：如果奇袭解散的考虑之一是让竞争对手“措手不及”，至少执政党方面要做好充足准备。但是日媒报道显示，自民党内干事长、副总裁事先都不知道高市早苗要在这个时候解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白鸟浩：这与高市的个人决策风格有很大关系。她是一个几乎不与他人商量、习惯独自做决定的人。
比如此前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原本不在既定发言安排中，但她还是自行作出表态。这次解散也是一样，按理自民党干事长是负责统筹选举的核心人物，但她并未提前告知，甚至连作为副总裁、被视为高市政权“关键推手”和“造王者”的麻生太郎也没有事先得到通知。可以说，这次解散是高市完全单方面的拍板。
她确实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进几乎所有事情。在选举前被问及“为什么要举行这次选举”时，高市曾明确表示，这是要让国民选择“是否继续由高市早苗担任首相”。换句话说，她是在向国民提出一个选择：如果选择我，就请全面支持我所推动的一切政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常明显的“one-man”领导风格，也体现出她不太倾听他人意见的一面。
不过，在当前日本长期处于政党碎片化、少数派执政的背景下，政府往往缺乏明确的领导力。与此前形成对比的是，高市的这种作风反而被部分民众解读为“有领导力”、“果断”。实际上，她不愿听取不同意见，选择独断专行。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中，这种做法被包装、甚至误读为强势领导力，这正是她目前形象形成的一个关键原因。
蓄意强化对中国的负面叙事
澎湃新闻：高市早苗的较高支持率中是否存在中日关系的相关因素？
白鸟浩：高市或许是在有意识地在利用中日关系来争取支持，通过强化对中国的负面叙事，从而动员国内支持。因为中国目前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日本社会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竞争意识。通过“打击对手、树立外部威胁”，可以反过来抬高自身的正当性和支持率，来巩固自身政权的支持基础。
澎湃新闻：这种高支持率是可持续的吗？会对这次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
白鸟浩：在某个阶段，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存在失速下滑的可能性。不过，在这次选举中，这种高支持率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
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一场冬季举行的选举。天气寒冷、部分地区降雪严重，民众不太愿意走上街头听候选人演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是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获取政治信息。而目前日本的社交媒体几乎不受法律有效监管，内容传播极为自由，大量关于高市的短视频被重复剪辑、转发，播放量会为发布者带来广告收入。这种“注意力经济”机制在本次选举中将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社交平台上高市相关视频数量极多，很多人会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一种“她说得似乎很有道理”的印象，尽管我个人并不认同。
日本社会中，大约有40%的选民属于无固定支持政党的无党派群体，这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选民群体。高市正是通过社交媒体，向这一群体不断渗透影响。这些内容并不一定来自自民党的官方账号，而往往是被当作“娱乐”内容，甚至是“赚钱工具”来传播。短视频被不断拆解、转发，观看量越高，收益越多。在这样的结构下，高市的视频成为最容易被消费和传播的对象。
因此，在冬季选举这一特殊条件下，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被进一步放大，这很可能在此次选举中对高市形成明显的加成效应。
澎湃新闻：日媒近期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大幅高于自民党的支持率，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白鸟浩：首先，这与日本舆论调查的提问方式有关，通常民调问的是“是否支持高市内阁”，而不是“是否支持自民党”。在表示支持高市内阁的人当中，当然有自民党支持者，但并不限于他们。一些原本支持其他政党的选民，例如立场比自民党更为强硬保守的参政党、保守党，或者国民民主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的支持者，也认可高市内阁目前的做法。因此，在“是否支持高市首相”这个二选一的问题中，很多都会选择“支持”，从而推高了内阁支持率，但并没有转化为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
第二个原因是，高市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但人口中有一半是女性。很多女性认为，自己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政治领域尤为如此，女性政治家本就不多。
因此，当一位女性站上首相的位置时，一部分女性选民会对未来产生期待，觉得女性今后或许能在日本社会中获得更多认可。这部分“女性选票”，也是高市内阁支持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与高市首相本人的个人风格和性格有关。她说话直率、立场鲜明，虽然这未必总是优点，但确实非常容易被理解。同时，她很善于展现情绪和个人感受。比如，她与特朗普会面时表现得非常兴奋，甚至跳起来；在决定解散众议院时，也直白表达了对公明党退出联合执政的“悲伤”。
此外，自民党近年来受到“黑金丑闻”“与原统一教会关系”等负面形象的拖累，很多选民在心理上将“支持高市首相”和“支持自民党”区分开来。因此，出现了支持高市、却支持其他政党的现象，这正是内阁支持率与政党支持率之间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
“减税型民粹主义”支配政治，经济面临“三重下跌”风险
澎湃新闻：高市早苗在这次选举中设定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执政联盟的席位过半数的目标，从当下的选情来看，能否预测选举结果？
白鸟浩：从目前的多项民调和社交媒体动向来看，自民党很可能会在选举中大胜。如果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拿到约300席，就将远远超过“绝对稳定多数”，日本政治将明显右倾、保守化。
如果自民党大胜，高市所主张的大幅增强防卫力、修宪，甚至重新讨论“非核三原则”，都有可能被提上议程。这将使日本成为亚洲地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对包括朝鲜、中国等周边国家都会构成显著压力，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发展方向。
但在当前的小选区制之下，政治力量容易快速向右集中，民粹主义更容易扩散。问题不只是政治人物，而是选举制度本身。在这种制度下，日本政治正进入一个相当危险的阶段。
澎湃新闻：自民党在此次选举中单独获得过半数席位的可能性有多高？
白鸟浩：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可能性相当高。这里存在一种非常典型的心理机制—— “从众效应”。简单来说，当人们不断听到“自民党这次会大胜”“自民党支持率很高”这样的信息时，就会开始产生一种认知：“既然大家都支持自民党，那它一定是被广泛认可的。”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影响投票行为，原本还在犹豫的人，会因为“别人都投自民党”，而转而选择支持自民党。
澎湃新闻：在目前的选战和政局之下，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什么？
白鸟浩：我认为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是市场，具体来说，问题在于今后将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高市在选举期间曾表示“日元贬值未必是坏事”，实际上是允许日元持续贬值。正因为首相释放了这种信号，市场也闻风而动，导致日元汇率持续下跌。
高市正在推动 “高市经济学”，本质上是复制安倍经济学。如果这次自民党大胜，会发生什么？
此前因“政治资金问题”被清洗出局的原安倍派议员很可能会全面回归。这样一来，高市的执政基础将更加稳固，而她本身正是依靠原安倍派支持上台的。这些人并不希望改变安倍时期的政策路线，因此，“高市经济学”就不可能偏离安倍经济学的框架。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通过允许甚至推动日元贬值，让出口型大企业在海外获得更高利润，大量资金流入股市，推高股价。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大企业平均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安倍时期可以承受这种政策，是因为当时处在通缩环境中，物价低。但现在的日本已经处在明显的通胀阶段。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继续推行类似于安倍经济学的政策，只会导致日元进一步贬值，进口成本急剧上升。日元一旦持续贬值，国内物价就会不可避免地不断上涨，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会越来越大。
此外，现在各党纷纷高喊“减税”，却完全没有讨论替代财政来源。可以说，当前日本政治已经被一种 “减税型民粹主义”所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的整体信用正在被逐渐侵蚀，国债价格下跌、长期国债受益率上升、日元贬值。如果接下来连股票价格也开始下跌，日本经济就会陷入“三重下跌”——货币下跌、国债下跌、股市下跌。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日本经济将面临非常严峻的风险。
因此，日元贬值和由此引发的物价问题，可能会成为左右选举的重要变量。但由于这是一场超短期选举，很可能在多数选民真正意识到风险之前，选举就已经结束了。
中道势力集结，“1+1≈0.5”？
澎湃新闻：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新党“中道改革联合”目前在选战中较为艰难，结合民调情况可见，中道势力尚未形成一股强大的团结力量。你如何看待公明党和立宪民主党在极短时间内组建新党的决断？“中道改革联合”是否有可能成为改变选举格局的力量？
白鸟浩：首先需要从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来理解。小选区制的特点是：每个选区只有得票最高的一人当选。在当前情况下，自民党是政党支持率最高的政党，其他党如果各自参选，那么在小选区中，几乎都会被自民党候选人击败。正因如此，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试图通过联合，打造一个能够对抗自民党这座“大山”的“另一座大山”，从策略层面来看，这个判断本身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问题在于，在过去20多年里，公明党一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明党本身也越来越“自民党化”。长期以来，公明党将立宪民主党视为政治 “敌人”，直到去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为止，双方仍然是明确的对立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宣布“我们是同一阵营了”，无论对支持者还是基层组织来说，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结果就是，两个组织并没有真正整合起来，出现了“1+1不等于2，反而接近0.5”的情况，组织动员能力反而被削弱了。
从比例代表制（由选民对各政党投票，各党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的角度来看，在这次选举中，公明党主要通过比例代表制参选，而且其候选人在比例代表名单中排名靠前。只要比例代表票数达到一定规模，公明党的候选人基本可以确保当选。与此同时，公明党并没有在小选区推出候选人，而是由立宪民主党在小选区正面迎战自民党。
这就导致了一个现实问题，对公明党的支持者来说，即便不去投票，小选区的结果也不会影响本党候选人的当选。因为只要立宪民主党的支持者去投票、比例代表票数累积起来，公明党的候选人依然可以顺利当选。原本就将立宪民主党视为“对手”的公明党支持者，并没有强烈动机去支持立宪民主党候选人，甚至可能选择不投票。
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在小选区中，立宪民主党或将落败，而公明党却可能相对“毫发无损”。这种选举结构事实上削弱了所谓“中道改革联合”的整体战斗力。
澎湃新闻：除了制度和组织问题之外，如何看待中道改革联合在政治形象上塑造？
白鸟浩：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中道阵营完全看不到明确的首相候选人。当前选举的焦点是：“是否选择高市首相继续执政”。执政阵营非常清楚地给出了答案——高市首相本人承担责任、主导政策。但反观中道改革联合，谁将成为首相候选人，完全不清晰。
虽然（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曾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表示“暂时可以被视为首相候选人”，但这更像是临时性的回应，而不是一个经过内部充分讨论、对外明确传达的决定。对选民来说，这种模糊状态很难形成吸引力。
中道势力宣称要进行“政治重组”，但我认为他们在这次选举中很可能遭遇惨败，与其说改变政治格局，结果可能反而是在野党势力整体进一步萎缩。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日本政治整体将进一步向保守方向走。
澎湃新闻：公明党在去年退出执政联盟后，在很短时间内就与立宪民主党展开了强力合作。您认为，促使公明党做出如此急剧路线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另外，这次选举对公明党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白鸟浩：这背后与公明党的政党性质密切相关。公明党本质上是一个以“和平与福利”为核心理念的政党。但高市首相推动的政策方向，基本集中在强化防卫能力和修改宪法。
对于公明党来说，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政策方向。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自民党始终无法摆脱“政治与金钱”的问题，黑金丑闻反复发生，而公明党作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长期被自民党的丑闻所拖累。实际上，公明党自己也强烈意识到，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以及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由于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他们因黑金问题而遭遇了明显败绩。因此，他们内部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判断：如果继续和自民党联合执政，今后在选举中只会继续被拖后腿。
公明党始终将保存和延续自身组织视为最核心目标，这次选举中与立宪民主党联手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持自身组织。即便中道阵营在整体上失败，公明党的议员也很可能通过比例代表全部当选，而真正落选的主要会是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从公明党的角度看，这次选举几乎没有明显的风险。
不过如果最终选举结果很不理想，也可能会引发领导责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可能不得不下台。一旦如此，公明党与立宪民主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将再次瓦解，随后公明党内部或许会重新出现“是否再次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讨论。
澎湃新闻：这次选举被视为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联合执政以来接受首次“国民审判”，但此次自民党与维新会明确表示不进行选区协调，这意味着两党的候选人会在80多个选区发生冲突，维新会的选情微妙。去年10月，维新会加入执政联盟时提出了包含12项的政策要求，但迄今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对维新会而言，和自民党执政的得与失各是什么？自维政权的稳定性如何？
白鸟浩：自维联合执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维新会采取的是“阁外合作”形式——维新会成员不进入高市早苗组建的新内阁，仅在政策与国会运作上对自民党提供支持。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可以退出政权，而不需要承担直接的执政责任。
维新会真正得到的是长期以来最想推动的议题之一——大阪都构想。其核心目标是将大阪打造成类似东京的行政体制，使知事掌握更集中的权力。而现任大阪府知事正是维新会党首吉村洋文。如果能在大阪实现权力高度集中，维新会的地方政治基础将进一步巩固。
问题在于，大阪都构想此前已经两次在大阪居民投票中被否决，政治上很难再直接提出。
但在与高市政权联合后，维新会通过引入“副首都构想”的说法，将其包装为国家层面的政策，不仅可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也避免了再次进行直接居民投票的政治风险。为推进这一构想，维新会甚至让大阪府知事和大阪市长辞职，借由选举向选民提出：“如果我们当选，就推进大阪都构想”，但严格来说，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是明显偷换概念。
更重要的是，大阪都构想和副首都构想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副首都完全可以设在福冈、札幌等地，但维新会却刻意将副首都等同于“大阪”，这是典型的政治话术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大阪都构想起死回生，对维新会而言是一个加分项。不过，维新会过度执着于大阪都构想，使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被视为 “只代表大阪的地方性政党”， 一旦被贴上这种标签，维新会在其他地区就很难获得支持和议席，短期内或许能稳住基本盘，但从长期看，会严重限制其发展空间。
此外，联合执政中维新会受到的最大负面影响是，自民党的负面形象附着到了维新会身上，尤其是在政治资金问题上，维新会此前一直对自民党持强硬的批评立场，现在却与其共同执政，势必受到质疑。
此外，高市政权的政策成果、政治功劳几乎全部归属于高市本人，而不是维新会。维新会既不显眼，也无法将政策成果转化为自身的政治资本，这是他们在联合执政中的又一大劣势。
以我的个人判断，维新会在这次选举中很可能会减少议席。如果议席明显下降，自民党可能会重新考虑，继续与维新会联合是否还有足够的政治收益。届时，自民党可能会考虑其他选择。而维新会也会出现责任追究的问题。
自民党主导的“一强多弱”格局或回归
澎湃新闻：在自民党成为少数执政党，而在野党方面也始终未能实现充分整合的情况下，有观点认为日本政治已经进入了“碎片化”或‘多党化’的时代。您如何评价当前日本政治形势？目前急需解决的课题是什么？
白鸟浩：我认为，从选举制度的角度来看，自民党主导的“一强多弱”格局很可能会再次回归。即便如此，自民党在参议院依然无法单独取得过半数，因此仍然必须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权，才能在参议院掌握多数。可能的选项包括再次与公明党合作，或者引入参政党。我个人认为，参政党加入联合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也不能排除日本维新会参与的可能性。如果形成“自民党＋维新会＋参政党”这样的联合体，那么在参议院取得过半数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日本政权的整体意识形态将明显向右倾，形成一个保守色彩极强的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治很可能重新回到以自民党为核心主导的体制，过去那种多党化、少数执政的状态将发生变化。
此前，在多党并立的情况下，自民党政权究竟想做什么其实并不清晰，为了推动法案通过，不得不全面接受在野党的主张，政策方向左右摇摆，缺乏一贯性。民众对这种缺乏主体性的政策决策方式，多少已经感到厌倦。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势领导人的出现，使不少选民产生了“干脆跟着走”的心理，这也是自民党再次走向“一强多弱”的重要原因。
至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毫无疑问是物价上涨，但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甚至很可能无法得到根本性缓解。原因是高市仍然选择复刻安倍经济学的基本路线，即长期维持低利率，这就导致日美之间的利率差无法缩小。只要这一差距存在，日元贬值就会持续，而日元持续贬值就意味着物价上涨会长期存在。结果很可能是，日本将进入一种长期、慢性的通胀状态。
在国际层面，日本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高市首相倾向于以个人判断决定重大政策，缺乏与国际社会的协调能力，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明显恶化，这种恶化最终将对日本国民造成实际损害。
此外，日美关系同样并不稳定。特朗普不断向日本提出购买美国产品、武器和导弹的要求，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转而强调“各国自行负责防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被迫不断提升自身防卫能力。然而，日本防卫能力的提升必然会刺激周边国家同步加强军备，从而破坏亚洲地区的安全平衡，增加偶发性冲突的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似乎正在追随美国，逐渐偏离现有国际秩序，如果持续推进防卫扩张、加强情报管制、收紧外国人签证与居留政策，日本很可能在国际社会中逐渐走向孤立。美国或许能够承受这种孤立，但日本如果照搬美国的做法，很可能会被国际社会边缘化。
我认为，日本真正需要恢复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国际合作理念。但在高市首相的政策构想中，我几乎看不到这种视角，她倾向于将所有决策集中于个人之手。
高市将此次众议院选举变成了“首相选择选举”，完全不是以政策为中心，而是“选我（高市），或者不选我”的选举。如果自民党获得胜利，可能就会被解读为“因为高市在，所以自民党赢了”，那么无论是党内还是国会，都将几乎无人能够制衡她。野党可能被彻底边缘化，自民党内部也难以形成有效牵制。所以，这场选举将是一场可能改变日本国家形态的选举。
澎湃新闻记者 陈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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