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北平夜色深沉，城楼上的探照灯不断划过天空，仿佛在寻找什么。就在这样紧绷的气氛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一辆黑色吉普车悄悄停在中央银行招待所门口，少将谢士炎提着公文包走进楼内。他不是来赴宴，也不是巡查，而是带着一份刚刚从作战科拿到的绝密命令，心如擂鼓。
谢士炎身穿整洁的军装，却已对蓝天白日旗心生隔阂。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和前线连连失利，让这位有“工程兵悍将”之称的湖南汉子看透了党国的颓势。更令他困惑的，是多年战友陈融生的种种细节：听广播总挑延安电台的波段，批阅文件总先翻军事会议纪要，对国民党高层的溃败议论连连却不动声色。谢士炎越看越觉得，陈融生不像嫡系军官，倒像是隐身的共产党。
那天深夜，走廊里只有昏黄壁灯。谢士炎推门而入，抬手亮出手枪。陈融生抬头一愣，旋即合上电台记录本。“老陈，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谢士炎压低声音。陈融生假装镇定，端起茶杯：“你猜？”一句轻描淡写并没打消对方疑心。谢士炎一把将公文包按在桌上，抽出被烫得卷边的电报，“华北主攻张家口，侧击石家庄，电台密码在此。我得把它送到叶剑英手里，否则上千条性命要埋在雪里！”
枪口依旧冰冷，却透出求援的诚意。陈融生知道，眼前这位硬汉已来到命运十字路口：要么与情报一起沉沦，要么借此一跃，成为人民阵营的战友。短短几秒，他做出决定，轻轻点头——这是双方多年来彼此试探后的默契，也是地下工作最惊险的一瞬。
谢士炎之所以能攥到这样一份详尽电报，缘自他在保定绥靖公署工程兵处长的位置。那时蒋介石正筹划秋季“京绥会战”，企图借新夺取的华北铁路命脉一举切断解放区南北联系。作战计划送达北平翌日，谢士炎就把它复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日本军用地图背面。对外，他仍是忠诚的国军将领；对内，他已把自己的前程压在这张薄纸之上。
两人迅速部署。为防特务跟踪，陈融生套上便装，换了顶灰呢礼帽，夜奔北京饭店。地下党负责北平无线台的徐冰接过情报，连夜译码、加密，再由电台向西柏坡发出。几小时后，延安窑洞里的电报机滴滴作响，叶剑英与李克农拿到消息。华北前线随即调整兵力，聂荣臻于十一月出其不意地撤空张家口，诱敌深入，太行、晋察冀主力随后合围，一举击溃敌先头部队八千余人。谢士炎那份地图，成了战局转折的初声。
同一时间，北平城内暗流汹涌。总司令孙连仲因屡战屡败，在蒋介石眼里已是“待摘的棋子”。更要命的是，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美联社突然放出“孙连仲欲与共军和谈”的电讯。蒋介石拍案而起，命军统局长郑介民火速北上查办。情报机关一夜之间像撒网，保定绥署、北平军调部、各大旅馆的通讯线路统统被拉网排查。
风声骤紧。九月二十四日，交道口东大街一处四合院里，地下电台被破获。报务员当场被捕，密码本也落入敌手。更具杀伤力的，是保险柜里一袋纸张，里面正是谢士炎数月来呈报的情报底稿。军统人员反复比对笔迹后大喜过望：潜伏少将竟在眼皮底下。
追捕令随即发出。十月初，蒋介石亲抵北平“督案”。谢士炎与丁行、朱建国等十余名地下党员先后落网，陈融生因临机外调，暂避上海，才躲过第一轮收网。北平大街小巷议论纷纷，人们说：“连三处都漏了，这仗还能打下去？”蒋介石的焦躁则写在眉间，他对郑介民大声喝令：“彻查！速办！”
看守所里，鞭梢落肉，皮开肉绽。特务拿来电报译文，威逼谢士炎承认受孙连仲指使。谢士炎只是抬头冷笑，嘴唇紧闭。凌晨三点，灯光熄灭，他仍咬牙挺立在墙边。几番审讯无果，军统认定他是“顽固赤化”，请求最高当局严惩。
一九四七年冬，南京雨夜凄冷。枪声回荡，四行仓库后院的石墙上留下一抹血迹。谢士炎的名字被划入“叛将”名单，秘密处置。叶剑英接获密报，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他若还能等半年，该多好。”
半年后，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呱呱坠地。陈融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红旗下，默默想起那个举枪相向又携手同行的夜晚。那张写满坐标与箭头的小地图，早已尘封在中央档案馆，而谢士炎的事迹，只在极少数熟悉他的人心中传唱。涓滴暗流汇成洪波，战争的风向就此改写；这位少将用生命印证了那句军中老话——枪可以调头，对的方向才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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