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天安门城楼上那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尚在空中回荡,周边列强已经在新的冷战棋盘上挪动棋子。开国不过数月,北京收到的情报显示,美军正加紧在太平洋诸岛扩军,日本战后重建的脚步也在加速。年轻的共和国还在清点战火留下的废墟,却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更远的风雨。

彼时的华盛顿意气风发,凭借二战胜利果实迅速囊括全球盟友;莫斯科同样锋芒毕露,铁幕自东欧一路拉到鸭绿江。夹在两座超级大山之间的中国,内外交困。以往的积贫积弱刚被打碎,新政权却要在炮声与封锁中求生。外面的世界是真刀真枪,任何战略误判,后果都要百姓买单。

毛泽东审时度势,他的判断一贯跳脱常规。“看问题要看长远”,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为了摸清国际风向,一九六零年五月,他在中南海接待英国退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寒暄之后,老帅直截了当地表示,英法式微,美国在鼓噪世界对抗,自己深感不安。毛泽东把话题引到东方:“如果真要说威胁,除了美国,还要把日本这颗棋子放在眼里。”

“贵国尚需担心日本?”蒙哥马利惊讶地追问。毛泽东放缓语速,“怕,还是要怕的。美国在东海布子,扶日本做前哨,这不是普通的恢复经济,而是为下一盘大棋。”简短交锋,气氛不失坦诚。一位是昔日北非沙场的胜利者,一位是刚领着农民军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家,人情世故与战略算计在这一刻交织。

为何将矛头同时指向美国与日本?先说美国。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美第七舰队闯进台湾海峡,之后环太平洋基地群骤然成形,分布从阿拉斯加、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绵延近万公里。到一九六〇年,美军海外兵力已逾一百五十万,平均一个旅防区就能随时向亚洲投射火力。对刚经历“三大战役”的中国来说,这一切都像刀尖悬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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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的“翻身”,几乎是美国的作品。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约》让东京脱离战败阴影;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条约》再次把冲绳与横须贺捆在同一条战舰上。条约文字里,赫然写着“远东防御范围”,连带把中国沿海纳入假想敌域。毛泽东不信“军国主义的火种已熄”,更不信资本会拒绝用日本这块跳板在亚洲攫取利益。

进入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因共同遏制苏联而短暂转暖。可即使有握手,也难掩底色的不信。尼克松访华后,美军表面撤出台湾海峡,却依旧维持对华技术封锁;八十年代又炮制“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激化中日贸易竞争。那已是预言线索的前奏。

冷战终结,美国坐上单极王座。从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到二〇〇一年南海撞机,中美摩擦层层升级。日本则在一九九二年《国际和平协力法》后飞速整军,先是遣兵海外维和,随后自卫队解禁集体自卫权。二〇一二年,野田内阁以“购岛”挑衅钓鱼岛主权,引来东海骤起惊涛。东亚的紧张气氛,恰与毛主席当年的警告不谋而合。

很多档案直到近年才解密:一九五〇年代,中国在东北布设防空火力线,核心对象并非苏联,而是可能再度起飞的“扶桑战机”;同一时期,除了高空侦察,CIA还曾设想通过日本基地支援台湾对大陆实施电台渗透。这些消失在史书页脚的细节,让六十多年前那句预言更显分量。

“半个世纪后,中国会不会扩张?”当年蒙哥马利的疑虑,如今已不攻自破。新中国依旧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一分嫌多,少一分不行。对外无所求,于内求自强,这条路并不轻松,却是当年领导人滴血换来的结论。国门外,世界格局早已翻覆;国门内,百业竞兴,靠的不是掠夺,而是吃苦耐劳和制度创新,说到底也是一种极大的克制。

回首毛主席的那番话,人们更能体会到智者目光的穿透力。战略判断不是算卦,背后是一笔笔鲜血写成的经验:敌人最强之处,往往紧邻自家门口;朋友只能结交,防御却要靠自己。美军机舰的雷达到今天依旧扫过南海与东海,日本新设的“陆基宙斯盾”基地离中国仅一海峡之隔。威胁从未走远,只是面具在变。

不能忽视的还有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对撞。自一九九〇年代,“广场协议”压低日元竞争力的剧本,被套用到对华“加关税、卡芯片”。手法不新,力度却更大。东京在半导体关键设备上摇摆,美方则挥舞长臂管辖,让全球产业链“选边站”。这条隐形战线,正是当年毛主席口中的另一层“威胁”——技术与市场主导权的争夺。

然而,威胁并非命运锁链。历史上,日本侵华兵败;二十世纪,对越自卫反击战打碎北方扩张阴影;面对封锁,自主研发“两弹一星”撕开了技术壁垒。每一次被针对,都是一次自我修复。事实证明,靠别人赏赐得来的安全和发展转瞬即逝,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才是真保障。

蒙哥马利离京后不久,曾在伦敦对记者提起那番谈话,他说:“与毛交谈,仿佛在同一位能看见山那边风雨的人商量赶路。”六十多年过去,风向未变,山也未移。只是那位预言家早已长眠,而他留下的警句依旧在提醒世人:真正的威胁常来自外部强权与旧日野心的结合。倘若忘却,代价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