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东北中朝边境的山城通化，正酝酿着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色风暴。
彼时，距离日本裕仁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按道理，所有日本兵，都应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谁也未曾想到的是，一万多名已放下武器的关东军，竟会违背天皇的命令，在我国的一座小城突然发动暴乱，而他们面对的，是仅有五百余名官兵的八路军小分队。
这场力量悬殊的对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溥仪的弟媳嵯峨浩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从窗口望去，浑江河岸枪毙日本人的场景历历在目，枪声持续了两天两夜。
日本人成排跪在河堤上，被处决后，无论死活，都被直接踢进冰冷的江里喂鱼。” 这场发生在1946年2月的暴乱，究竟是怎么回事？
通化，这座夹在长白山余脉之间的小城，因境内丰富的铁矿、煤矿资源，在近代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便对通化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疯狂掠夺，将这里打造成侵华战争的重要资源补给基地。
无数中国劳工在矿山、厂房中受尽折磨，无数家庭在日军的铁蹄下支离破碎，通化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血泪。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势如破竹的攻势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兵败如山倒，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但苏军并未对通化的日军进行彻底清算，反而将日军工厂、矿山的机器设备拆解装车，源源不断运回苏联。
对于剩余的日军官兵及侨民，苏军则将其像沙丁鱼一样塞进闷罐车，运往西伯利亚充当苦力。
完成初步接管后，苏军主力开赴朝鲜作战，将通化的防务与政权建设任务，交给了一支由五百余名官兵组成的八路军小分队。
这支八路军队伍，大多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他们穿着单薄的空心棉袄，戴着狗皮帽子，武器装备参差不齐。官兵之间也没有明显的标识，在当地百姓眼中，这群“土八路”的模样，与传说中骁勇善战的抗联队伍似乎相去甚远。
但正是这支看似不起眼的队伍，却肩负着在通化建立民主政权、安抚百姓、肃清敌伪残余的重任。
此时的通化，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尽管关东军已正式投降，但城内及周边仍滞留着一万多名日军官兵，他们虽被收缴了重武器，却始终不甘心失败，暗中蠢蠢欲动。
更棘手的是，通化城内虽无国民党正规军，却有一个以孙耕尧为首的国民党特务部门。
孙耕尧深知，国民党军队即将开赴东北，若能抢先控制通化，便能为国民党抢占东北立下头功，可他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根本无法与八路军抗衡。
就在孙耕尧一筹莫展之际，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人：原关东军第120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
藤田实彦是日军中有名的战车专家，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作为第十军独立战车队队长，率部率先攻入南京城，双手沾满了中国平民的鲜血。
苏军占领通化时，藤田实彦拒不投降，带着家属和亲信逃进深山的食人沟煤矿，临走前还焚毁了大量粮食和战略物资。
尽管重武器已被苏军缴获，但他手中仍藏匿着大批轻武器，且在溃逃的日军中颇有号召力。
孙耕尧找到藤田实彦后，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中国人掌管行政，日本人掌管军队，参战的日军官兵均可享受荣华富贵。
这番承诺，明眼人都知道是天方夜谭，可对于已是丧家之犬的藤田实彦来说，却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个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立刻开始四处搜罗势力：先是收拢了原本驻守通化的三千多名关东军，又联合了一万多名从各地溃逃而来的日军散兵，还煽动了部分被洗脑的日本侨民参与其中。
为了发动暴乱，藤田实彦做足了准备。
他们挖出了提前隐藏在各处的枪支、弹药，将囤积的三千吨食品发放给参与暴动的人员，还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将暴动时间定在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
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二，八路军和百姓都沉浸在春节的氛围中，防备最为松懈。
按照计划，一万多名日军和日本侨民将在凌晨四点同时发难，杀死通化城内的八路军及党政机关人员，不留一个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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