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朝鲜战场上签完字，彭德怀那张黑脸就没怎么舒展过。
按理说，把美国人按在谈判桌上，这是天大的功劳，回北京怎么着也得是鲜花和掌声。
可他偏不，脚一拐，直接奔了哈尔滨。
那地方冰天雪地的，他的老伙计陈赓，正领着一群人，在荒地里拿算盘和铁锹捣鼓一个叫“军事工程学院”的玩意儿，说是要给新中国造“争气弹”的地方。
这一去，就去出事了。
陈赓是个人精，知道老战友的脾气，接风宴没搞什么花里胡哨的。
就在学院的大食堂，大盆的炖菜，大碗的米饭，热气腾腾。
教授、干部、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都挤在一块儿，就图个热闹和实在。
陈赓心里有谱，他想让彭德怀看看，他这儿没那么多官僚习气，大家都是干事业的兄弟。
彭德怀板着脸进来，跟一圈人握手，眉间的疙瘩好像松了点。
可他屁股刚挨着主桌的板凳，眼珠子在食堂里这么一转，脸“唰”地就沉下来了。
那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杀气，让整个食堂的温度都降了好几度。
他的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了主桌一个年轻军官身上。
那张脸，他熟得不能再熟了，是他亲侄子，彭启超。
“他怎么在这儿？”
彭德怀的声音不大，但跟冰锥子似的，一下就扎穿了满屋子的喧闹。
他没瞅他侄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陈赓。
陈赓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
他是真的一片好心。
彭启超这孩子，是他这学院第一期学员里的尖子，不光在朝鲜打过仗立过功，回来念书门门功课都是头名。
安排他作为学员代表，陪着国防部长吃顿饭，一来是给这孩子长脸，二来也是跟老领导汇报人才培养的成果。
“老总，这是彭启超，我们院的优秀学员代表…
陈赓赶紧打圆场。
“他有什么资格坐这里？”
彭德怀嗓门猛地一提，根本不给陈赓说完的机会。
这话就像一颗炸雷，在所有人头顶上炸开了。
刚才还嗡嗡响的食堂，瞬间死寂一片，连勺子碰碗的声音都没了。
二十六岁的彭启超，脸涨成了猪肝色，“呼”地一下站了起来，俩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他十三岁那年，亲眼看着自己爹，也就是彭德怀的亲弟弟彭荣华，被还乡团砍了头。
他爹临死前就一句话：“去找你大伯，给爹报仇！”
他就这么一路要饭，从湖南找到了延安。
可以说，他是彭德懷一手拉扯大的，从一个要饭的娃，变成了一个浑身挂彩的战斗英雄。
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种场合，被自己最敬重的大伯，当着几百人的面这么训斥。
“你，回你的位置上去！”
彭德怀的手指头，跟枪口似的，指向远处学员们坐的那一大片。
几十上百道目光，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有幸灾乐祸的，全跟探照灯一样打在彭启超身上。
他一句话没说，默默地端起自己的饭碗，一步一步挪回了学员那桌。
那几步路，怕是他这辈子走得最长的一段。
那顿饭，后来谁也不知道吃的啥味儿。
饭一完，陈赓赶紧把彭德怀拉到一边，想解释两句：“老彭，启超这孩子，其实…
“老陈，”彭德怀摆摆手，火气下去了，但话里的铁味儿一点没少，“你的心思我明白。
可我是国防部长，他是彭德怀的侄子。
这事儿，没得商量。”
就这么几个字，把陈赓后面的话全给堵死了。
那天晚上，彭德怀没再跟侄子说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他就坐车走了，像是来哈尔滨只为了发这场火。
要是说，哈尔滨这顿饭是彭德怀当着外人给他侄子“立规矩”，那两年后的事儿，就纯粹是关起门来拿自家人“开刀”了。
一九五五年，解放军搞了个大事——评军衔。
这可不是简单地发几颗星星、几道杠，这是对这支从泥腿子里走出来的军队，二十多年血与火的总结和肯定。
当时哈军工的院长陈赓，亲自拿着一份评衔的报告，敲开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的门。
报告里，关于彭启超的军衔，学院党委研究决定，授予上尉。
“彭总，启超的材料，我们是翻来覆去地核对过的。
参军年头、战场上的功劳、在学校的表现，哪一条都够得上尉。
这还是往低了报的。”
陈赓把材料往前一推，话说得很硬气。
他觉得这事儿天经地地义，这颗上尉的星星，是彭启초自己拿命挣来的。
彭德怀捏着那几页纸，半天没吱声。
办公室里静得只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
他比谁都清楚，这个侄子吃了多少苦，有多争气。
可最后，他抬起头，嘴里蹦出来几个字，差点让陈赓跳起来。
“给他个中尉吧。”
“为什么？”
陈赓眼睛都瞪圆了，“他的条件，够上尉绰绰有余！”
“正因为他够格，才更不能给。”
彭德怀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大，但分量千钧。
“我是管全军授衔的国防部长，他是我的亲侄子。
要是给了上尉，懂的人，知道是他自己挣的；不懂的人呢？
他们会怎么传？
他们会说，看吧，彭德怀的侄子，就是不一样。
为了全军上上下下的公平，为了这个军衔制度以后能立得住，这第一刀，就得从我彭德怀的家里人身上砍。
这个亏，他必须得吃。”
陈赓没话了。
他听明白了，彭德怀这不是在压侄子的军衔，他是在拿自己侄子的前途，给全军将领的子女们画一条红线。
这个口子，绝不能从他这个国防部长家里开。
最后，彭启超的肩上，比他那些资历差不多的同学，少了一颗星。
那年寒假，彭启超憋着一肚子的委屈回了北京。
他壮着胆子敲开伯父的门，话一出口眼圈就红了：“伯父，我的军衔为什么比别人低一级？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彭德怀看着眼前这个自己当儿子养的孩子，心里也不是没有波澜。
但他知道，有些道理，你要是不拿鞭子抽，是进不了骨头里的。
“你还好意思问？
你总拿自己跟活人比，你怎么不跟你那些死了的叔叔伯伯比？”
彭德怀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你爹，我弟弟，脑袋都被敌人挂在城墙上了，他知道五星红旗是啥样吗？
跟你一起参军的那些娃娃，多少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你现在肩上少了一颗豆豆，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一席话，问得彭启超站在原地，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罵完了，彭德怀的口气又软了下来，拉着侄子坐下，慢慢地说：“老话讲‘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话到了我彭德怀这儿，得改一改，叫‘近水楼台不得月’。
你现在心里有疙瘩，想不通，过些年你就懂了。
记住我的话，严是爱，松是害。”
彭启超要回学校那天，彭德怀没去送，而是塞给他一封信。
在回哈尔滨的火车上，汽笛声呜呜地响，彭启超打开信，伯父那堪比刀砍斧劈的字迹跳了出来：
“启超，你是彭家的人，就要守彭家的规矩，什么时候都要清清白白…
你想想那些死了的人，还会为了肩上多一颗豆豆、少一颗豆豆去烦恼吗？”
看到这，彭启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洇湿了信纸。
他终于明白，伯父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烫手”的爱。
后来，彭启超没有当上将军，他在核工业的岗位上干了一辈子，成了一名杰出的技术专家。
而彭德怀，也没能看到自己的侄子白发苍苍的模样，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院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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