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义城，一个腹部插着弹片的年轻人躺在藤椅上，举起了手。这一票，改写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37年后，病重的他给中央写信：我还能工作几小时。毛泽东看完信，说了八个字。
1906年，安徽泾县一户小地主家里添了个儿子，取名嘉祥。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投出那关键一票。
王稼祥七岁进私塾，成绩拔尖。1924年在芜湖圣雅各中学读书时，他干了件大事——组织学生反对强制学习圣经和祈祷。学校一怒之下把他开除了。
被开除反倒成了转机。1925年9月，王稼祥转入上海大学附中，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青团。仅仅两个月后，19岁的他就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30年3月，24岁的王稼祥回国。组织把他分到中央宣传部当干事，还让他主编《实话报》和《红旗报》。一个留洋回来的理论家，前途一片光明。
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31年3月，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两人一见如故。
那时候的苏区，争论很激烈。打仗该怎么打？要不要诱敌深入？王稼祥刚开始拿着苏联那套理论跟毛泽东辩论，辩着辩着，他发现不对劲——毛泽东说的那些土办法，反倒是最管用的。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会上要撤毛泽东的军权，王稼祥当场反对，主张毛泽东必须留在前线。但他人微言轻，毛泽东还是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
被排挤的毛泽东处境很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王稼祥却没疏远他，反而走得更近了。
1933年4月27日，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人正在红一方面军总部开会，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炸弹落下来了。
王稼祥躲闪不及，弹片直接打穿了他的腹部。卫生员赶紧抢救，但条件太差，没有麻药。他们把王稼祥绑在门板上，拿手术刀硬生生掏了八个小时。
医生说活不成了。王稼祥硬是挺了过来。但弹片取不出来，那块冰冷的金属就这么留在他体内，一待就是41年，直到他去世。
伤势刚稳定，他又投入工作。腹部插着管子，疼起来就咬牙，从不喊疼。战士们私下里叫他"红军关公"，说他这劲头跟关羽刮骨疗毒有得一拼。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博古他们本来想把王稼祥和毛泽东都留下——一个是重伤员，一个身体不好。毛泽东得知消息，立刻站出来为王稼祥争辩：他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必须随军行动！
就这样，两个"病号"一起上了长征路。
湘江战役打完，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人。队伍里弥漫着绝望的情绪，再这么打下去，非全军覆没不可。
王稼祥躺在担架上，腹部的弹片每颠簸一下都钻心地疼。毛泽东也在担架上，疟疾刚好，身体虚弱得很。两副担架经常碰在一起，两个人就着马灯彻夜长谈。
"博古、李德这套打法不行，"王稼祥捂着肚子说，"必须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毛泽东摇摇头："只有我们两个人呀，开得起来吗？"
"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王稼祥说这话时，额头上都是冷汗。
白天行军，王稼祥忍着疼找张闻天聊天。晚上宿营，他拖着伤腿去朱德的帐篷串门。有次找周恩来谈，疼得实在站不住，就靠在树桩上把话说完。
就这样，一个反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悄悄形成了。
12月12日，通道会议。王稼祥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红军改向贵州进军。
12月18日，黎平会议。争论更激烈了，李德暴跳如雷，但王稼祥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周恩来也支持，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里难得有几天休整时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条件成熟了。
1月15日下午，遵义老城枇杷桥，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开始了。到会20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博古先作报告，把失败归咎于敌强我弱，满嘴客观原因。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直指军事指挥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
张闻天站起来，一针见血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这个"反报告"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毛泽东开始长篇发言，系统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教训。
会场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王稼祥挣扎着从藤椅上撑起身子。周恩来特意给他安排了藤椅，但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话。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发言！"
他一手紧捂着腹部的伤口，一手指着在座的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李德同志在博古同志的支持下，一再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甚至抛开军委集体领导，进行完全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他停顿了一下，额头上渗出冷汗，但声音更加坚定："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
这是第一个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发言。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相继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王稼祥也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3月12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多年后毛泽东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紧紧绑在了一起。
1937年，他去苏联治伤，顺便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积极向斯大林介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最终促使共产国际通过了"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决议。
1938年7月回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
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12月，他在莫斯科迎接毛泽东访苏，参与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这是新中国第一个重大外交成果，王稼祥功不可没。
1951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但1962年，风向变了。
大跃进造成的饥荒还在继续，老百姓饿死的消息不断传来。王稼祥坐不住了，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四面树敌。
这封信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王稼祥被撤销职务，靠边站了。
1968年4月，他被宣布隔离审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河南信阳。
1970年冬天，王稼祥肺炎发作，生命垂危。信阳地委给毛泽东发电报，毛泽东批准他回京治疗。
1972年端午节前夕，王稼祥夫妇去看望朱德。朱老总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被重新分配工作的。"
王稼祥听懂了。回去后，他给中央写了封信，除了自我批评，还表达了重新工作的愿望。信中写道：
"我虽长期有病，听力又很差，但我脑力每天还能使用几个小时，阅读能力还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个时期的外事工作，能否分配给我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
信转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完，对周恩来说了一段话：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被安排进入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工作。
1974年1月24日晚，萧劲光来看望他，说江青已经到海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了。王稼祥听完，心情沉重，他知道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当天深夜，他心脏病发作。
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去世，终年68岁。
1月3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追悼会上，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那块1933年嵌入他体内的弹片，陪伴了他41年，见证了他为中国革命投出的那关键一票，也见证了他生命最后的请求。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为王稼祥平反，恢复党内荣誉。
历史终于还他一个公道。但那个在遵义会议上强撑着站起来发言的身影，那个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工作的老人，已经永远定格在了1974年那个寒冷的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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