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国际和平委员会成效微弱，紧随其后的七国集团（G7）峰会亦陷入激烈分歧，未能达成实质性共识便匆匆落幕。
正当外界普遍认为本轮外交博弈将暂告一段落之际，特朗普却迅速搭建起一个全新机制——“五国集团”闭门协作框架，其战略指向清晰而直接：聚焦中国，重构大国互动逻辑。
和平委员会迅速冷却
2026年1月22日，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正式宣布设立国际和平委员会，并亲自出任首任主席。该机构名义上以监督加沙停火执行与人道重建为起点，后续拟延伸至乌克兰、苏丹等热点冲突区域，意图打造美国主导的全球危机响应枢纽。
这一构想初看颇具现实抓手：此前由美方推动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获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背书，表面具备一定法理支撑与多边认可度。
但落地过程却遭遇断崖式阻力。原定于2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全体会议，本应就加沙战后基础设施修复与资金池机制展开磋商，却因多国集体缺席而流于形式。
意大利外长公开强调，本国《宪法》第11条明确规定，仅承认主权平等、程序透明的政府间组织，拒绝加入任何由单一国家元首掌控决策权的非正式架构。
法国、挪威、捷克、克罗地亚等欧洲国家同步发布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不参与该机制；就连长期被视为美政策风向标的英国，也仅派低级别观察员列席，未签署任何合作意向文件。
深层疑虑在于其章程设计：委员会被赋予对冲突调解、援助分配、甚至部分维和行动的实质建议权，职能边界模糊且缺乏联合国宪章授权依据，极易与现有安理会、世卫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制形成职能重叠乃至权威抵触。
这种系统性冷遇绝非偶然，它折射出特朗普式外交范式的结构性短板——过度倚重个人权威与契约化谈判逻辑，却严重低估了当代国际秩序对制度合法性、程序公正与协商一致的刚性需求。
尽管阿根廷、匈牙利等国表达了象征性支持，但核心欧洲国家的集体退场，使该委员会自诞生起即处于“有壳无核”的尴尬境地。
短短六周内，其官网更新停滞，秘书处未启动实体办公，媒体曝光量锐减九成，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具代表性的速朽型倡议。
此举不仅削弱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斡旋公信力，更向全球释放出危险信号：当一国试图绕开既有国际法框架另立门户时，即便拥有强大实力，也难以获得可持续的盟友协同与道义加持。
七国集团内部的信任裂痕
和平委员会黯然退场的同时，七国集团正经历建制以来最严峻的认同危机。
作为二战后西方协调体系的支柱性平台，G7曾长期承担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气候融资规则制定、数字治理标准输出等关键职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占据中枢地位。
然而特朗普多次在闭门吹风会中直言，该机制已沦为“高成本低产出”的象征性摆设——年度运营预算超3200万美元，却无法在半导体出口管制清单、AI监管红线或对华投资审查等核心议题上形成可执行的统一立场。
回溯2025年6月加拿大魁北克峰会，裂痕已全面显现：特朗普以“需紧急处理红海航运安全局势”为由提前48小时离场，实则因欧盟坚持将对俄能源制裁延期条款写入联合公报草案，与其主张的“速谈速决”路线彻底相悖。
他在贸易领域单方面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25%附加税；在俄乌问题上公开呼吁“两周内实现停火”，并质疑将俄罗斯排除在G7之外“违背地缘政治常识”；甚至在人工智能军控议题上否决德法联合提案，称“技术优势必须转化为战场胜势”。
这些言行令布鲁塞尔与柏林深感不安，最终峰会仅能发布三份分议题声明，主文件《魁北克原则》因措辞分歧过大而胎死腹中。
根源在于其“责任再平衡”战略：以北约防务开支达标率为杠杆，威胁削减东欧前沿部署兵力；以军售许可为筹码，要求日韩扩大驻军费用分摊比例；甚至提出将美军海外基地使用费与东道国对美农产品进口配额挂钩。
慕尼黑安全会议2026年度报告指出，此类操作正加速侵蚀跨大西洋联盟的互信根基——美国正从“自由秩序守门人”蜕变为“规则选择性执行者”，导致价值观同盟内部出现系统性信任赤字与战略焦虑。
今日之G7，早已不是铁板一块的协调体，而是演变为“六国协商+美国否决”的松散议事平台，其在全球供应链韧性、公共卫生应急、极地治理等新兴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持续萎缩。
这种结构性衰变并非突发性事件，而是特朗普“交易优先、联盟次之”外交哲学的必然投射。
它标志着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西方集体领导模式正进入不可逆的解构进程，促使欧盟加速推进“战略自主”，日本强化“印太经济框架”对接，各国纷纷构建多元伙伴关系网络以对冲美国政策波动风险。
就在和平委员会影响力归零、G7协调功能濒临瘫痪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抛出更具颠覆性的制度替代方案。
拟组建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构成的“五国集团”（P5），定位为全球治理最高层级常设对话机制，旨在承接并超越G7在宏观经济、能源转型、网络安全等领域的职能边界。
据白宫内部备忘录显示，该构想最早于2025年1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上提出。核心逻辑是：五国合计占全球GDP总量58.3%、碳排放量61.7%、专利授权量74.5%，真正掌握着解决人类共同挑战的物理性资源与技术性能力。
其运作范式被定义为“权力中心直连”：跳过欧盟、东盟等区域性中间层，建立五国元首季度视频峰会、财长双月协调会、技术官僚年度联合工作组三级架构，所有议程均以“问题导向”而非“价值预设”为前提。
特朗普团队评估认为，当前G7已丧失战略敏捷性——欧洲复苏乏力拖累全球增长预期，德国制造业PMI连续11个月低于荣枯线，法国养老金改革引发持续骚乱，致使跨大西洋政策共振频率显著下降。
新机制强调成员国战略自主权保障：允许日本维持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弹性空间，默许印度在俄乌能源采购中保持中立立场，为中国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规则修订预留制度接口，同时为俄罗斯重返二十国集团（G20）提供过渡性安排。
值得留意的是，该构想具有扎实的政策铺垫。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修正案》中已出现“核心五方协调体”（Core Five Coordination Framework）提法，明确将其列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首选磋商渠道”，目标是构建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的功能性合作网络。
特朗普反复强调：“领导力应由解决问题的能力定义，而非政体类型标签。”这一立场与慕尼黑安全报告所警示的“后规范时代”特征高度契合——当国际社会对民主/威权二元叙事失去解释力时，务实主义正成为新的底层逻辑。
不过，现实反应远比设想复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真正的多边主义必须包容普惠，任何排他性小圈子都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称“需评估具体操作路径”，印度总理莫迪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多边机制不能替代区域组织功能”，表态谨慎而保留。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明斯克智库论坛上作出前瞻性判断：“若P5机制实质性运转，未来十年全球权力重心将不可逆转地东移，亚洲将不再是‘新兴市场’，而是新秩序的制度策源地。”
深层意义和现实难度
从和平委员会到G7疏离，再到P5构想，这组递进式动作共同勾勒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战略的底层代码——系统性撤出传统多边义务，转向精准化双边杠杆与模块化小多边组合。
其本质是将国家行为重新定义为“成本-收益”函数：放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财政负担，转而聚焦芯片制造补贴、量子计算标准制定、美元清算系统准入等具备强溢出效应的战略支点。
尽管存在高估自身议程设定能力的倾向，但这些举措确实在客观上加速了国际体系的代际更替进程。
和平委员会的快速坍塌，验证了单极权威驱动型机制在多极世界中的内在脆弱性；G7的持续弱化，则印证了基于历史惯性与价值绑定的传统联盟正在丧失危机响应效能；而P5的酝酿，则是在力量对比深刻变化背景下，对全球治理范式的一次高风险重构尝试。
但转型伴随巨大不确定性：当大国协调绕开中小国家参与渠道时，可能催生新的制度真空，迫使印尼、沙特、巴西等中等强国在美中之间进行战术性选边，进而加剧全球供应链区域化、金融结算碎片化、技术标准阵营化的趋势。
特朗普的精妙算计背后，隐含着对国际关系基本规律的认知偏差——国家间合作的持久性，从来不由力量对比决定，而取决于可验证的承诺履行记录与可预期的行为模式。
大国间的务实协作固然必要，但若建立在排斥第三方、削弱联合国权威、架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终将陷入“盟友渐行渐远、对手高度警觉”的双重困局。
中国倡导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真正多边主义，在当前变局中展现出更强的制度韧性与价值感召力——它不回避竞争，但坚持规则共商；它承认差异，但坚守底线共识；它追求共赢，但拒绝零和逻辑。
特朗普的全球棋局仍在动态演化，P5能否突破概念阶段迈向实体化运作，最终取决于五大国是否能在气候融资份额分配、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禁令、深海矿产开发规则等具体议题上达成可验证的阶段性成果。
你认为这个新型大国协调机制，是通向更高效全球治理的阶梯，还是加剧阵营对立的催化剂？
信息来源：大河网 2026-02-07——特朗普想组“五国集团”：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组成，取代七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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