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的一天，北京初秋的风还带着暑气，西城区府右街一间会议室里，国务院领导讨论三线建设的最新进展。气氛紧张却安静，因为刚被提上日程的一个议题并非工程方案，而是“谁来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几位常委交换目光后，又同时看向角落里沉默的谷牧。就在几分钟前，他的名字被正式提出，却显得有些突兀。
回想1954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建委挂牌，薄一波任主任，谷牧当时只是年轻的副手。短短四年，机构两撤两建：一次因“精简”，一次因“合并”。每一次撤销，外界都以为从此终结，但国际局势随时逼迫中央再把牌子挂回墙上——越南战云、苏联摩擦、美国第七舰队，这些变化让“工业腹地”成为决策核心词。毛主席甚至开玩笑：“要是大三线搞不顺，稿费也得拿去垫。”
从工业布局角度看，三线建设像一场万里接力。沿海企业一分为二，科研单位内迁，七百多个大型项目同时上马。负责统筹的主任不仅要懂技术、懂财务，更得比别人多一分胆识。会议桌旁，陈云点了点手里的名单，又问一句：“谷牧，你愿不愿意？”这语气像是在征求意见，其实余地极小。
谷牧却并不轻易点头。他清楚当年自己和薄一波配合出的“计划—施工—验收”模式，如今已渗进各部委流程。薄一波同样清楚，没有谷牧坐镇，经委大大小小的进出口审批、投资测算恐怕立刻脱节。于是，在所有人都以为调令板上钉钉时，薄一波忽然提出异议：“他还年轻，技术路数熟，留在经委更合适。”
这句话让屋子里出现罕见的短暂停顿。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接茬。谷牧低声回了一句，“可工作需要。”薄一波摇头，“建设委固然要人，经委也缺人，你别走。”此时距离正式决定只差一道红头文件，薄一波的坚持显得格外突兀，但也说明了一个现实：经委工作对他来说已分寸相依。
两天后，谷牧随薄一波一同去见毛主席。会面安排在中南海勤政殿。主席翻完材料，抬起头，笑着说：“你到建委工作，我赞成。”语调平和，却去除了所有犹豫。薄一波还想解释，主席摆摆手：“三线建设是备战，不是一般工程，要争分夺秒。”简单一句，把人事争议推向终点。
领导人拍板后，细节连轴转。1965年4月12日，新一轮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地址设在西直门外。谷牧上任第一天就拿到一张厚厚的时间表——来自川北的军工迁建、云贵黔的电机厂选址、湖北十堰的东风汽车基地，全写得密密麻麻。有意思的是，那张表格后来被工作人员称为“接力棒”，因为每完成一项，沙盘上的红旗就要往西再插一根。
为了赶工期，各部委在调拨物资时执行的是“倒推报批法”。先算军工产能，再倒推关键设备，再倒推钢材水泥，最后才看财政余额。面对巨额缺口，谷牧拍板：全国钢产量三分之一供三线，指标直接下放到厂矿。不少厂长感叹，“排产表全被打乱，但总算踏实。”运输部门也动了真格，成都铁路局甚至提出“白天客车夜间军工”方案，车皮紧俏程度令人咂舌。
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援西南腹地，1965年夏天广州造船厂把最新一台万马力柴油机拆成编号零件，反向装运入川，全程三千多公里，用时四十天。工人们戏称“蚂蚁搬大象”，却没人抱怨，因他们知道这台机器落户攀枝花后，意味着中国合金钢自给率再添两位数。
谷牧在建委的首份总结报告显示：到1966年底，已开工大型项目一百六十七个，完成投资二十四亿元，超规划一成。对此，他只在页脚写了八个字：“赶时间，保工艺，控质量。”简短，却道出当年那种拉响秒表的紧迫感。有人问他，压力大不大？他笑着回答：“三线若成，再大的山路也算平途。”
那场人事波折就此尘埃落定，外界议论很快被三线施工现场的炸药声盖过。薄一波并未因此耿耿于怀，反倒寄去一封短笺：“经济委一切如常，莫惦念。”简单两句，同行十载的默契尽在其间。
年代车轮继续向前，随着第一批三线厂房点火投产，西南山区夜空被轧钢火光映亮。无人再去追问当初那次“调走还是留下”的插曲，可历史细节没被忘记：如果没有毛主席那句“我赞成”，三线建设的统筹者或许是另一个名字，后续工程节奏也许全然不同。多年后回看三线布防图，仍能看到那根指挥线从北京直指大西南——线的起点，正是在1964年初秋那个并不起眼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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