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初，北京的热浪刚刚翻进香山，毛主席第一次正式踏进丰泽园。青瓦朱檐在阳光下泛着微光，院落里老柏树的影子斑驳成一张天然的凉棚。就在这座院子里，17岁的警卫员孙勇第一次陪主席散步，也埋下了多年后那句玩笑话的伏笔。
孙勇其实早在十一年前便闯进烽火硝烟。1938年8月，他刚满十二岁，拉着一匹骡子尾巴，跟着八路军支前部队走进太行山。路不好走，夜里山风呼啸，孩子的脚步常常被山石绊得东倒西歪，马尾巴成了他的扶手，也成了小命的保障。多年后他回忆：“真要感谢那条马尾巴，不然我早冻死在山梁上。”
部队的老班长发现孙勇机灵，便逼着他认字。石头当桌，木枝当笔，三个月下来，小鬼兵能看懂《救亡日报》。识字让他的人生突然有了更多可能。1946年冬，他随部队进延安，进入旅教导大队深造。也正是这段学习经历，让他被中央办公厅挑中，去给毛主席和朱老总当警卫。
1947年1月6日，带着仅有的一床被子和一本《论持久战》，孙勇从杨家岭一路步行到枣园。那年北风凛冽，沿途响着对日寇与胡宗南的炮声。杨尚昆握着这位小战士的手，只说了七个字：“到首长身边去吧。”孙勇心里翻腾，却只憨憨地答：“保证完成任务。”
第一次真正面对毛主席，是在1947年5月的一个黄昏。主席问他：“小同志，家乡在哪？”“河北抚宁。”“那里麦子熟了没？”“估摸着快开镰了。”主席点头，转过身对叶子龙低声说：“今年收得早，咱要比往年提前想办法买粮。”几句平常家常话，让孙勇看到领袖背后的细致与体贴，他暗暗告诉自己：跟着这样的人，值。
11月，中央前委转战米脂杨家沟。一路上，毛主席看碑读联，兴味浓时还会停下脚步给大家讲典故。“山河破碎风飘絮”，他指着石碑吟完一句，又长叹：“古人忧国之心，不比我少。”夜里，看完贺龙带来的京戏班演出，主席囑咐孙勇：“给老百姓也搭台子，他们听戏，比咱们更高兴。”三天后，十里八乡的人潮涌到杨家沟，场面热闹得像过年。孙勇察看归来，汇报说群众欢天喜地。主席拍拍他的肩：“人心若在，戏唱几年也值。”
北平和平解放，中央机关暂驻香山。那座山对外说是“防务要地”，实则连进城开会都要在尘土飞扬的山道上折腾半天。中南海被提上议程时，毛主席微微皱眉：“皇帝住过的地儿，我住不住。”但眼下形势逼人，他终究在6月搬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院子不大，胜在安静，树荫浓得像盖了被子。警卫们支了顶十米长的帆布棚，给主席弄了个露天办公室，夜色一合，蝉声和批件字声交织在一起。
也正是那段时间里，孙勇动了劝主席放松一下的念头。一天傍晚，他和叶子龙陪同主席沿着中南海边散步。湖面闪着金光，一只野鸭突然掠过，激起细碎水花。孙勇鼓足勇气开口：“主席，您每天伏案十几小时，能不能抽空来湖边走走？”毛主席望着波光，忽然笑了：“孙勇，你来当主席，我给你当卫士，看看你忙不忙得过来。”话音未落，叶子龙顺势附和：“孙主席，先领我们转一圈？”几个人忍俊不禁，那份轻松在晚风里荡开，像荷叶上的涟漪。
忙碌并未因一句玩笑减少。1949—1956年间，毛主席会见外宾，必亲自迎送至丰泽园大门口；雨雪天也未例外。孙勇回忆，那段日子里，自己最担心的不是安全，而是主席的身体——夜里灯火通明，清晨又是一摞新的文件等着批示。可只要有人提醒，主席总摆手：“革命不是请客，别嫌累。”
1962年初冬，北京城的北风带着刀子味儿。汪东兴找来孙勇等人，传达主席指示：到农村蹲点一年。当时中南海里议论纷纷，不少人担心离开岗位出差错。孙勇倒是爽快：“下去见见泥巴有啥不好？”临行前，他去和主席告别。主席问得直白：“怕不怕吃苦？”孙勇摇头。主席点烟：“那就好，回来给我讲讲地里的事。”
河北宁河的田埂很窄，北方的土又硬。孙勇把枪换成了锄头，在生产队抡镢头、挑粪水，肩膀磨出血泡。冬闲夜晚，社员们围着炕头唠家常，他才发现，过去在机关读报纸学文件，离老百姓的想法隔着一道墙。这一年里，他记下了厚厚几本笔记：施肥、治碱、分配的纠结，干部与社员的磕绊，还有买油盐的烦恼。1963年1月16日，锻炼结束，孙勇回京。19日一早，他接到通知：主席在菊香书屋等。
毛主席见到他，先是哈哈大笑：“黑了，结实了，不错！”随即追问生产队分红、春耕准备，还想知道“今年麦子能不能多打点”。孙勇掏出小本子，一页页翻着答，直到窗外亮起晨曦。主席合上本子：“纸上得来终觉浅，下去一趟，明白了吧？”这句质朴的提醒，孙勇记了半生。
1966年起，政治风云骤变，孙勇调离了主席身边，转入警卫局其他岗位。他没再挽过那条熟悉的胳膊，却始终保持着当年在太行山里练就的警醒。有人问他，五十年陪护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想了想：“学会了两件事：遇事先想到老百姓，做事先想着责任。”话不多，却掷地有声。
多年后，孙勇整理旧物，在一张发黄的笔记本最后一页看到五个字——“我给你当卫士”。那是1950年夏夜他偷写下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最能代表他对领袖的敬仰，也刻下了一代警卫员的淳朴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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