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上旬，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率团访问大陆，出席国共两党智库联合主办的政策对话会议。双方聚焦教育、农业、公共卫生及基础设施等民生关联领域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实质性进展，此举令民进党当局措手不及，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面对这一局面，赖清德迅速调整公开表述，首次公开表态称民进党“始终关切两岸互动”，并提出所谓“自然灾害、地质变动、疫病蔓延”构成两岸必须联手应对的三类共通威胁，意在以非政治化议题切入，试探重启官方沟通的可能性。
对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作出清晰界定：开展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前提条件不可动摇——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承认“九二共识”。
回溯至2026年2月初，一场低调却高效的国共智库交流活动在南京圆满落幕。会议桌中央摆放的，是一份涵盖15项可执行事项的合作备忘录。
文件中没有空泛的政治宣示，亦无渲染性修辞，每一项内容均指向具体操作环节：两岸直航航班有序复飞、基层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灾害预警信息实时共享、跨境河流水质联合监测。
这些名词背后，并非纸面构想，而是可量化的经济价值、可感知的社会需求。那是屏东果园里等待出口的莲雾，是日月潭周边亟待入住的民宿床位，是高雄长庚医院与厦门第一医院之间亟需建立的远程会诊通道。换言之，这不是立场对峙，而是机制是否激活的问题。
萧旭岑此行所携带的那枚“通行密钥”，岛内外早有共识——“九二共识”。在台湾政坛的话语体系中，它常被情绪化地贴上各种标签；但在实务协作维度，它更接近一套已被验证的操作协议。
协议条款确认，流程即刻启动；协议缺位，系统自动中止响应。本次论坛闭幕时形成的15项成果清单，正是对该逻辑的一次现场验证：一旦政治基础获得确认，事务层面的合作不仅能够展开，而且推进节奏显著提速。
几乎同步，在台北市信义区某国际会议中心，另一场原定聚焦台美经贸投资协定升级的记者会正在进行。
然而，赖清德却临时将焦点转向两岸关系，援引“天灾、地变、传染病”为共同挑战，呼吁超越分歧展开协作。
单就语义分析，该提法并无事实硬伤。极端气候确具跨域影响，突发疫情亦难独善其身，公共卫生治理本就需区域协同。但关键不在命题本身是否成立，而在于提出命题的时机与意图。
当国民党团队已在旅游签证便利化、中药材标准互认、地震速报平台共建等15个实操节点完成技术对接，并形成白纸黑字的执行路径图时，赖清德的发言更像一次议题再定义——他回避了“九二共识”这一根本性门槛，转而试图以“人类生存危机”的新框架，构建一条绕过政治前提的替代性沟通路径。
表面上看，这是向现实靠拢的姿态；实质上，却是对合作底层逻辑的重构尝试。他希望将两岸互动从主权认知问题，迁移至功能协作范畴，使事务性往来脱离政治基础独立运行。
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意识形态张力隐去，代之以普世价值话语。只要大陆方面作出回应，即可解读为“对话重启”；只要对话重启，岛内舆论便可包装为“突破性进展”。
但问题在于，前提未被正视，结构便无法稳固，政治分歧不会因更换术语而自然消解。它只是被暂时搁置，而非真正化解。
国台办后续回应并未承接“自然灾害”这一表层概念，而是重新锚定矛盾本质。发言人陈斌华指出：阻碍两岸良性互动的真正症结，并非不可抗力，而是人为制造的政治对立风险。
也就是说，合作能否落地，不取决于议题是否具备中立外观，而取决于彼此间是否存在基本政治信任。
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深层结构性现实：自2024年起持续停摆的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其根源并非事务协调失灵，而是政治基础出现裂痕。
倘若连对方在国家定位上的基本认知都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再丰富的功能性议题也难以搭建起可持续的合作架构——恰如地基松动的摩天大楼，纵使幕墙设计再先进，亦无法支撑长期安全运转。
赖清德试图借“务实导向”弱化政治前提的约束力，这是一次典型的战术性位移。而北京方面的回应则重申：前提不是障碍选项，而是不可省略的核心参数。
政治议题从来不是可以跳过的步骤，而是必须完成的前置程序。这种立场差异，直接导致双方对“合作”一词的理解存在本质错位。
一方坚持议题驱动，另一方强调基础先行，在目标函数尚未对齐的前提下，“共同敌人”的提法自然难以转化为实际动作。
将镜头拉回现实成效，反差更为直观：萧旭岑团队带回的是15项具法律效力的执行方案，每项均标注责任单位、时间节点与验收标准；赖清德的倡议，则仍停留在理念倡导阶段。
前者意味着制度路径已获双重认可，后者反映的是路径尚未进入操作序列。两种结果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惯性的必然映射。
所谓制度惯性，并非抽象学术概念，而是多年实践沉淀下来的运行规则。两岸关系历经数十年演进，已形成一套稳定运作的底层协议，“九二共识”正是其中不可替代的核心指令集。
只要该指令被完整调用，沟通渠道即可恢复，合作议程即可滚动推进；若该指令缺失，无论叠加多少新概念、新提法、新包装，系统仍将维持休眠状态。
这种对比对台湾内部政治生态的影响，未必表现为即时性震荡，而更可能呈现为一种缓慢但持续的压力传导。若未来此类基于共识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民众切身感受到的将是真实收益落差。
订单增长曲线、旅客入境频次、药品通关时效，这些皆属可被个体直接体验的变量。政治修辞与生活改善之间的距离，一旦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显现，话语解释空间就会被现实数据逐步压缩。
因此，赖清德当前承受的真实压力，并非来自某句外交辞令，而是源于实效层面的横向比较——当“九二共识”持续被证明是打开合作之门的有效凭证，而“去共识化接触”屡屡陷入程序性停滞，这种结构性差异将持续累积、放大。
议题创新无法填补前提真空，路径转换难以覆盖制度底层。
2026年新春开启的这场两岸互动对照实验，已然释放明确信号：两条路径并行不悖，一条坚守政治基础为先，一条探索功能协作先行。
短期内两者或都能引发舆论回响，但长期效能取决于能否生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意愿的表达，而是双向规则的兼容与确认。规则未达成一致，再精巧的议题设计，终难维系长效运转。
在此框架下，“三大敌人”的提法更多体现为一种沟通姿态，而非系统性解决方案。真正牵引两岸关系走向的，仍是那套经历史检验的底层逻辑代码。
当唯一有效的通关密钥已被反复验证，所有绕行尝试只会抬高交易成本，却无法改变最终输出结果。这场开春之际的双轨对照，并非情绪对抗的展演，而是制度理性的一次清晰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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