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温斯顿·丘吉尔视为其战时领导力的楷模。
这位英国二战首相的半身像在其办公室内保持着严肃而警觉的注视，内塔尼亚胡也经常在其标志性演讲中援引丘吉尔，特别是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2024年，内塔尼亚胡第四次发表此类演讲，超越了丘吉尔，成为发表此类演讲次数最多的世界领导人）。
尽管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将丘吉尔描绘成坚持对邪恶进行战争而非天真外交的勇敢孤声，事实上，二战结束后，这位英国首相主张进行高层冷战外交以避免军事冲突。“面对面会谈总比战争好，”丘吉尔在1954年于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午宴上说道。
尽管内塔尼亚胡可能以这位战时的斗牛犬为榜样塑造自己，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显然更偏爱战后丘吉尔的方式。
特朗普当然愿意下令有针对性地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如在也门、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索马里和尼日利亚所见——但他也相信应给予直接对话和国际峰会机会。
在10月标志着加沙战事表面结束的沙姆沙伊赫峰会上，特朗普让世界领导人尴尬地站在他身后，并逐一叫他们上前致谢。
“我们共同实现了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中东终于迎来了和平，”特朗普笑容满面地说。“经过多年的苦难和流血，加沙战争结束了。”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也在为外交创造空间。
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杀害抗议者，他发出了一系列明确的威胁。“我已经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开始杀人（他们在骚乱期间倾向于这样做）……我们将对他们进行非常严厉的打击，”他在1月初表示。
随后，伊朗继续行动并杀害了数千名抗议者，尽管他下令向该地区派遣了重要的美国火力，特朗普仍同意与该政权举行高级别会谈。
内塔尼亚胡周三来到白宫，讨论当与敌人眼对眼或面对面会谈不再可行时该怎么办。
在宣布这次临时行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坚持“任何谈判都必须包括对弹道导弹的限制，并停止对伊朗轴心的支持。”
伊朗表示，除了其核计划外，不会讨论任何其他问题，而且即使在该问题上，德黑兰也不太可能做出足够让步以满足美国的最低要求。
内塔尼亚胡认为有必要在仅进行一轮美伊会谈后就紧急前往白宫，这一事实似乎表明他多么担心特朗普可能决定放弃对伊朗导弹及其代理人的要求，而急于仅就核问题达成协议。
如果谈判确实破裂（这很可能发生），内塔尼亚胡希望确保美国和以色列就后续行动以及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将扮演的角色（如果有的话）进行协调。
在加沙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对讨论外交的兴趣也远不如协调如何应对其未能实现非军事化的问题。
一位了解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在内塔尼亚胡从以色列起飞前不久告诉《以色列时报》，内塔尼亚胡计划告诉特朗普，加沙停火的第二阶段“没有进展”。
10月达成的美国斡旋的停火计划预见了加沙的非军事化和哈马斯的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军队从该飞地的撤出。哈马斯尚未同意放弃其武器，以色列和美国都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谈判余地，尽管有迹象表明双方可能对解除武装的具体轮廓存在分歧。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一直在告诉美国，需要另一场以色列军事行动来剥夺哈马斯的火力。
媒体获悉，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制定旨在实现该目标的新一轮进攻计划，只等待政治领导层的绿灯。
向特朗普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他希望其雄心勃勃的中东愿景有任何机会成为现实，他必须首先承认需要更多的战争。
以色列国防军可能发起的新一轮行动将比之前在加沙的行动更快、更有效，因为军事行动中不再需要避免伤害人质，尽管一位高级军官上周承认，要完全解除该组织的武装仍需数年时间。
目前，特朗普让以色列的坦克保持闲置，并继续推进其针对加沙的国际外交计划。公开场合下，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配合。
即使下周世界领导人将在华盛顿开会讨论加沙的未来，但由于哈马斯公开且挑衅地拒绝解除武装，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似乎越来越像是实现加沙后哈马斯未来的唯一途径。
而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周日排除了德黑兰放弃铀浓缩的可能性，这一立场意味着与美国的谈判注定失败，特朗普将不再有借口推迟打击。
但内塔尼亚胡尚未说服特朗普，在采取外交行动之前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如果能够达成，我让总理知道那将是首选。如果不能，我们只能看看结果会是什么，”他隐晦地补充道。
即使在盟军取得二战全面胜利之后，丘吉尔也认识到有必要建立旨在避免未来冲突的机构，以确保“以如此多的牺牲和苦难所换取的成果能够为人类未来的荣耀和安全而得以保存。”
“机会现在就在这里，清晰而闪耀地摆在我们两国面前，”丘吉尔在主张建立美国支持的联合国时宣称。“拒绝它、忽视它或浪费它，将使我们所有人承受后世的长久谴责。”
在伊朗和加沙，尚未出现盟军在二战中取得的那种程度的投降。
特朗普所推动的重大外交行动的条件可能尚未成熟，而在内塔尼亚胡看来，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似乎很可能是迫使哈马斯及其在德黑兰的支持者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要求的唯一途径。
在某个时刻，就像他的二战榜样一样，内塔尼亚胡将不得不面对停止战争、转而拥抱补充性外交进程以巩固战场上所获成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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