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雅丽是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看到那条微信的。
彼时她刚在往网上下单了一箱车厘子，3J的，398块。她犹豫了十几秒，还是点了付款。公公血糖高不能吃，婆婆牙口不好，但小姑子家的两个孩子爱吃。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正是对红彤彤的东西毫无抵抗力的年纪。
锁屏前她扫了一眼家族群。
“今年人多，你别回来了。”
发信人是“爸”。32人的“王家幸福大家庭”，公公是群主，置顶公告是“家和万事兴”五个字。
消息发了三分钟，无人应答。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打个圆场。屏幕静得像一潭死水。
赵雅丽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玻璃茶几发出一声闷响。
窗外是北京冬天难得一见的晴，阳光斜斜地切进来，把地板照出一道一道的白。她的目光追着那道光，从客厅这头走到那头，走了二十八遍。
她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跟王建国回老家过年。腊月二十九，绿皮火车晃了十六个小时，她穿一双新买的红色短靴，脚肿得脱不下来。婆婆在厨房忙活，她进去帮忙，婆婆说不用不用你是客。她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蹲在院子里剥了一下午蒜。手指尖辣了一整夜，王建国说明天别剥了，她说那怎么行。
那时候她想，这就是过年吧。累一点，但热闹。
第二年她怀孕了，孕吐到脱水，还是回了老家。婆婆说当年她生完孩子第三天还下地割稻子呢，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气。她没吭声，把漱口水咽了回去。
第三年孩子出生，是个女儿。公公在产房外听说是个女孩，沉默了几秒，说“也挺好”。那一秒的沉默，赵雅丽记了八年。
女儿三岁那年，家族群里第一次出现“别回来了”这四个字。是小姑子发的，原因是“今年家里装修没地方住”。后来她才知道，小姑子一家五口，住的是二楼三间房，根本没动工。那年除夕，她带着女儿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煮速冻水饺，女儿问妈妈为什么姥姥家不让我们回去，她说姥姥家太远了，等明年。
明年复明年。
这是第八年。公公亲自发的，四个字，句号，没有解释。
赵雅丽把手机翻过来，又扣下去。
她没哭。
二十八岁到三十六岁，她在王家练就的本事之一，就是知道眼泪流给谁看。没有人看的时候，眼泪只是盐水。
（二）
那天傍晚王建国下班回来，换鞋时看见鞋柜边多了两个行李箱。
28寸的，银灰色，他的和她的，并排站着像两座小墓碑。
“要出差？”他问。
赵雅丽从厨房出来，解围裙。“我和你商量个事。”
她把手机递过去。王建国看完那行字，眉头皱了一下，又松开。他放下手机，清了清嗓子：“爸这人说话直，可能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
“就是……”他顿了一下，“今年大哥一家说要回去，小妹一家也要回去，再加上咱们，十几口人，妈身体不好，忙不过来。爸可能想的是让你轻松点，不用回去伺候那么多人。”
赵雅丽看着他。这个男人她嫁了十一年，太熟悉他说话时喉结滚动的方式。每次说谎，他都会先清清嗓子，喉结从上往下滚一圈，像一颗心虚的石子滚下山坡。
“你知道我准备了多久吗？”她的声音很平，“车厘子买了，给妈的羊毛衫买了，给爸的护腰买了，给侄子的乐高买了。年货寄了两批，第一批腊月十八就到了，你妈说寄太早怕放坏，我又买了第二批，顺丰特快，明天到。”
王建国没说话。
“你知不知道，”赵雅丽继续说，“我们部门今年裁员，第二批名单初十公布。我这几个月天天加班到十一点，就是为了让老板觉得我还有点用。我不是非要回那个家吃那顿饭，我是——”
她停下来。
她想说：我是怕明年就没钱买那些东西了。
她还想说：我是怕明年连“别回来”这三个字都收不到，因为那个群可能永远不会有我的名字了。
但她什么都没说。有些话说了是示弱，而示弱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被奖励过。
“好。”她说，“不回就不回。”
王建国明显松了一口气，表情松弛下来：“那这两箱子……”
“我要带我爸妈去三亚。”赵雅丽把围裙叠好，放进抽屉，“订好了，明天下午的飞机。”
王建国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订的？”
“刚才。”
她没说的是，她先打了电话给旅行社，说春节期间还有没有去暖和地方的团。旅行社说有，初三回，初二回，大年初一回，都有，就是贵。她说贵不怕，我要最快能走的。
三亚的团费15800一个人，她爸妈两个人31600，加上她自己，47400。比她年终奖还多八千。她把卡里的定期理财提前赎回了，损失了三千多利息，眼睛都没眨一下。
王建国站在原地，喉结又开始滚。
“那我呢？”
赵雅丽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春晚彩排的新闻，主持人正在念串词，满脸喜气。
“你们家人多，你不是得回去帮忙吗？”
（三）
腊月二十九上午十点十七分，赵雅丽关机了。
她特意看着进度条走完，屏幕黑下去，再亮起时“中国移动”四个字消失了，变成孤零零的时间。
她把自己的手机和爸妈的手机关机画面拼成一张图，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然后她拉起行李箱，左手挽着妈妈，右手挽着爸爸，走出单元门。
北京的冬天还是那么干冷，但阳光很好。妈妈穿着她新买的羊绒大衣，爸爸戴着她寄回家的羊毛围巾，两个人的头发都白了，站在蓝天下像两棵老杨树。
“雅丽啊，今年这年过得真是……”妈妈欲言又止。
“真是怎么了？”
“真是有点突然。”妈妈笑了笑，没往下问。
赵雅丽知道妈妈想问什么。为什么不回婆家过年？是不是吵架了？建国的态度呢？这些话妈妈在嘴边转了八百圈，最后还是咽回去了。妈妈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在不该问的时候闭上嘴。
她心里酸了一下。
“妈，”她说，“今年咱们就好好玩，什么都不想。”
飞机穿越云层的时候，赵雅丽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很长很乱的梦。梦见八年前女儿刚满月，公婆来北京看孩子。公公抱着孙女转了两圈，说“眉眼倒是有几分像建国小时候”，然后放下孩子，拿起茶几上的报纸。她喂奶时婆婆在旁边看着，说奶水稀，是不是吃得不好。她说还好。婆婆说多吃点猪蹄，当年我生完建国，一天吃一个猪蹄，奶稠得像粥。
她说好。
梦里的她低着头，一直在说好。说好，行，没问题，我知道了。
飞机一阵颠簸，把她晃醒了。
舷窗外是蓝得发假的天，云海在脚下铺陈，像一座巨大的白色坟场。她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蹲在院子里剥蒜的自己。
那时候她想，只要够懂事，够听话，够勤快，总能被这个家接纳的。
十年了。
蒜剥完了，她还是那个蹲在院子里的人。
（四）
三亚的阳光是另一种活法。
赵雅丽订的酒店在大东海，推开窗就能看见海。她爸妈都是退休小学教师，一辈子省惯了，看着海景房连连说太贵太浪费。赵雅丽说钱赚了就是要花的，不花留给谁。
她没说出口的是：留给我自己吧。这些年的工资，有一半花在了回婆家的路费和年货上。另一半养女儿、还房贷，留给自己的只有年底体检报告上那些箭头朝上的指标。
腊月三十，她在酒店游泳池边躺着晒太阳。爸妈去海边散步了，她一个人躺着，看云从这头飘到那头。
手机在包里，关机状态，像一块沉默的砖头。
她忍不住想：家族群里现在应该很热闹吧。嫂子晒卤味，小姑子晒窗花，公公发“家和万事兴”的表情包，婆婆发孙子孙女拜年的小视频。孩子们抢红包，大人们发“谢谢老板”，满屏都是喜庆的红色。
往年她也是其中一员。早上六点起床帮着婆婆炸丸子，油溅到手腕上烫出两个水泡，婆婆说没事抹点牙膏就好。她抹了，继续炸。中午吃完饭洗碗，一大家子十几个人的碗筷，洗了四十分钟。下午包饺子，婆婆嫌她擀皮不圆，她重新擀。晚上守岁，王建国和连襟打麻将，她在旁边剥橘子削苹果，一瓣一瓣摆成好看的形状。
她做这些的时候，没人说谢谢。
她不做这些的时候，也没人问为什么。
她的存在感像空气，被需要，但不被看见。
傍晚，爸妈从海边回来，晒得脸都红了。妈妈兴致勃勃地说看见有人在礁石缝里挖到了小螃蟹，爸爸说那是游客放的，野生螃蟹哪有那么好抓。两人斗着嘴，像两个小学生。
赵雅丽忽然笑了。
她已经很多年没听爸妈斗嘴了。过去每年回老家，爸妈的电话总是小心翼翼的。妈问在婆家怎么样，她说挺好的。妈说那就好，别惦记我们。爸抢过电话说家里什么都不缺，你在那边好好的。
那时候她以为父母真的什么都不缺。
现在她才知道，父母缺的不是年货，是她。
（五）
大年初一早上，赵雅丽带着爸妈去南山寺。
妈妈信佛，一路上数着念珠。爸爸不信，但也不反对，权当陪老婆散心。三亚的太阳还是那么好，海风咸湿，吹得人犯懒。
走过不二法门的时候，妈妈忽然问：“建国给你打电话了吗？”
赵雅丽顿了一下。
从腊月二十九关机到现在，她没开过机。她不知道王建国打没打，打了几次，有没有发微信。
“没开手机。”她说。
“哦。”妈妈点点头，没再问。
又走了一段，妈妈忽然又说：“其实你不说，妈也知道怎么回事。”
赵雅丽没接话。
“你从小就是这样，”妈妈看着远处的海上观音，声音很轻，“什么事都往心里搁，什么苦都自己咽。小时候你爸工资被拖欠，两个月没发，家里快揭不开锅了。我问你想吃什么，你说吃馒头就行，馒头好吃。”
妈妈转过头看她，眼眶红红的。
“雅丽，妈那时候就想，这孩子太懂事了，懂事了是要吃亏的。”
赵雅丽看着妈妈，忽然发现自己比妈妈高了。什么时候高的呢？她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小时候妈妈牵她的手过马路，手心干燥温热，能包住她的整个拳头。
现在妈妈的手缩在袖子里，瘦得像一把干柴。
她伸手握住妈妈的手，没说话。
海上观音在阳光下泛着慈悲的白光，低眉垂目，不知看的是众生，还是众生里的某一个人。
（六）
王建国的第一个电话是腊月二十九中午打的。
那时候赵雅丽的飞机刚刚起飞，手机在行李箱里，乖巧地沉默着。
他听到的是那句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愣了一下，没太当回事。可能飞机上呢，他想。等落地就开了。
腊月二十九晚上，他又打了一次。还是关机。
他开始有点不安。发微信，没回。打岳父岳母的电话，也关机。一家三口，全部失联。
那个晚上他没睡好，在床上翻来覆去。赵雅丽不在，半张床空着，冷空气从那边灌进来。他把被子往自己这边拽了拽，忽然想起平时都是赵雅丽拽被子，他睡着了会抢被角，第二天早上她总是缩在床边。
他从来没想过被子的事。被子会自己盖好，像赵雅丽会自己消化一切。
腊月三十早上，他开车回了老家。
一进门，婆婆就问：“雅丽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他说：“她今年有点事，不回来了。”
婆婆“哦”了一声，没再问，转头去厨房忙活了。
嫂子在客厅择豆角，听见这话抬起头：“雅丽今年不回来啊？那车厘子谁洗？往年都是她洗。”
小姑子在贴窗花，接了一句：“还有那几盆花，妈说雅丽浇花浇得好，不会浇死。”
王建国站在客厅中央，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没带钥匙就闯进别人家的人。
他走进厨房，问妈：“需要帮忙吗？”
婆婆头也没回：“不用，你出去看电视吧。往年雅丽帮忙，今年你不添乱就不错了。”
往年雅丽帮忙。
他退出厨房，站在走廊里，忽然想不起往年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
打麻将？看电视？和连襟喝酒？
他想起来了。往年这时候他在沙发上躺着刷手机，赵雅丽在厨房、在客厅、在阳台、在每一个需要人手的地方。她像一管胶水，哪里开裂就抹哪里。他从来没问过胶水会不会疼，会不会有一天被挤干。
大年初一，婆家的团圆饭照常进行。
十六口人围坐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婆婆做了十二道菜，红烧肉、糖醋鱼、四喜丸子、白灼虾……每道菜都冒着热气，每道菜都寓意吉祥。
嫂子给公公夹菜，小姑子给婆婆盛汤，孩子们抢鸡腿，男人们碰杯喝酒。满屋子欢声笑语，没人提赵雅丽。
好像她从来就不存在。
王建国坐在主桌，喝着酒，听着别人说话。
“今年菜做得不错，妈手艺还是这么好。”
“嫂子帮忙切菜切了一上午，手都酸了。”
“明年还是早点回来，年前帮忙的人不够，妈太累。”
王建国放下酒杯。
“往年雅丽在，”他说，“她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用。”
桌上安静了两秒。
婆婆笑了笑：“是啊，雅丽确实能干。”
然后大家继续吃饭，继续碰杯，继续讲那些跟赵雅丽毫无关系的话题。
王建国看着这一桌子人，忽然觉得陌生。
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家不是少了谁就转不动。这个家是从来就不需要谁。
赵雅丽在这里做了十年隐形人。
而他是隐形人的丈夫，既不辩护，也不感激。
（七）
大年初二晚上，赵雅丽在酒店房间看电视。
爸妈去逛夜市了，她懒得动，躺在床上换台。春晚重播、戏曲晚会、电影频道放的老港片。她把遥控器放在肚子上，屏幕的光一闪一闪，映在天花板上。
手机还是关机状态。
她犹豫了一下，把手机从床头柜拿到枕边，又放下，又拿起。
开机，只需要长按三秒。
她没按。
十一年了。她在这个家里最熟练的技能不是做家务，而是猜。
猜公婆那句话背后什么意思，猜小姑子那个表情是高兴还是不满，猜王建国的沉默是因为累还是因为不想替她说话。她把这道谜题做了十一年，得分永远是59。
今年她不猜了。
不猜的意思是：我不再在乎答案了。
手机在掌心里微微发热，像一颗等待爆破的心脏。她把它塞回床头柜，翻身面朝窗户。
窗帘没拉严，漏进来一条海。月光铺在海面上，碎成千万片银箔，每一片都在摇晃。
她忽然想起女儿。
女儿今年八岁，年前被送回姥姥家了。她跟女儿说过年妈妈要回奶奶家，你跟姥姥姥爷过。女儿说好。女儿跟她小时候一样，不说“我不想你去”，不说“你为什么不能陪我”。
女儿也学会了把话咽回去。
赵雅丽把脸埋进枕头里，肩膀轻轻地抖。
她没有出声。隔壁住着陌生人，隔音不好。她还是那个习惯，再难过也不让人听见。
（八）
大年初三早晨，三亚下雨了。
不是绵绵细雨，是那种急骤的热带阵雨，噼里啪啦砸在落地窗上，像一千只手指在急促地敲门。
赵雅丽六点就醒了。她躺在床上听了半小时雨声，翻身坐起，从床头柜拿出手机。
开机。
进度条走得很快，快到让她觉得这三天像是一场短暂的假释。
信号格一格一格跳满，微信图标上的红色数字开始暴涨。
17，39，88，112，127，150。
数字停在150，不再跳动。
未接来电：150个。
她点开通话记录。
王建国：73个。
婆婆：12个。
小姑子：8个。
嫂子：5个。
还有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老家，打了4个。
微信消息未读：99+。
她没点开。她把手机放在床上，起身去倒水。水壶在烧水，咕噜咕噜响。她看着水蒸气从壶嘴冒出来，扭曲，上升，消散在空气中。
水烧开了。
她倒了一杯，端起来喝了一口，烫的。舌尖一阵刺痛，她把杯子放下，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不是因为疼。
是因为那个打了73个电话的人，十一年来从来没有在她需要的时候，替她说过一句话。
手机在身后震动起来。
她回头。屏幕亮着，来电显示：王建国。
她看了三秒，接起。
那头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赵雅丽，你终于开机了。”
她没有说话。
“爸住院了。”
赵雅丽握着手机的手顿了一下。
“大年初一晚上，急性心肌梗死。送到医院做了支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雨还在下，砸在窗玻璃上，一声重过一声。
“王建国，”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给我打73个电话，是因为你爸住院了，还是因为你想起来我还活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她以为信号断了。
久到雨声几乎要把世界淹没。
“是因为……”他的声音哽了一下，“我怕你真的不回来了。”
赵雅丽把电话挂了。
她站在窗前，看着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一道一道，像这个城市流不完的眼泪。
（九）
她没告诉爸妈。
早餐时她照常剥鸡蛋，把蛋黄挖出来吃掉，蛋白放进妈妈碗里。妈妈不吃蛋黄，爸爸不吃蛋白，她是那个消化一切的人。过去消化剩菜，现在消化情绪。
“今天还去海边吗？”爸爸问。
“下雨呢，不去了。”妈妈说，“在酒店歇一天，明天该回去了。”
是啊，明天该回去了。
回北京，回那套还着房贷的房子，回那个不知道还在不在的工作岗位，回那150个未接来电编织成的现实。
她没有问王建国，爸住院了，那“人多别回来”的通知还算不算数。
她没有问，你们全家十六口人，大年初一都围坐在一起，是谁发现公公不对劲的？谁叫的救护车？谁签的字？谁在医院走廊守了一夜？
她什么都没有问。
问了显得她还在乎。
可是她不问，手机里那73通未接来电替她问了。
如果不在乎，为什么要打73个？
如果打73个是因为在乎，那过去的十一年，在乎去哪了？
下午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一缕一缕，像金色的棉花。赵雅丽陪爸妈去沙滩散步，海浪把她的脚踝打湿，凉意从皮肤渗进骨头。
妈妈忽然问：“建国打电话了？”
赵雅丽点点头。
“家里出事了？”
赵雅丽又点点头。
妈妈没问什么事，也没问她为什么不立刻订机票赶回去。妈妈只是挽紧她的胳膊，像小时候过马路那样，干燥温热的手心贴着她的手腕。
“雅丽，”妈妈轻声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考虑我们。”
赵雅丽看着远处的海平面。太阳正在下落，把半边天空烧成橙红色。
“我想先回北京。”她说，“我工作还没着落，女儿在姥姥家等着我接她。”
她顿了顿。
“王家的事，让他们王家自己处理吧。”
（十）
大年初四，赵雅丽带着爸妈飞回北京。
落地时是下午四点，天空灰蒙蒙的，和三亚的碧海蓝天像两个世界。她把爸妈送上回家的出租车，自己拉着行李箱站在航站楼门口，看着车流发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
王建国的短信：我到北京了，你在哪？
她没有回复。
又一条：爸的情况稳定了，妈在医院陪着。我跟家里说了，你今年没回去是因为我不让你回去。
第三条：我知道这样说是混蛋，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
第四条：雅丽，你回来吧。我们谈谈。
她盯着“我们谈谈”四个字，忽然笑了一下。
十一年了，这是王建国第一次说“我们谈谈”。
过去遇到任何问题，他的标准句式是“算了算了”“忍忍就过去了”“家和万事兴”。他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以为不看就等于不存在。
现在鸵鸟把头拔出来了。
可惜沙子已经灌进眼睛里了。
她打车回家，开门，屋里还是她走时的样子。玄关的鞋摆得整整齐齐，她临走前擦过地板，还有淡淡的消毒水味。一切都没变，但一切都不太一样了。
她把行李箱推进卧室，打开，开始往外拿东西。
妈妈的羊绒衫要干洗，爸爸的羊毛围巾要手洗，她自己的防晒霜还剩大半瓶，明年还能用。三亚买的贝壳项链，女儿肯定会喜欢。酒店便签纸上抄的那句佛经，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带回来。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她看不懂，但她知道这说的是“放下”。
门铃响了。
她没动。
门铃又响，这次连着三声，急促，像心跳。
她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看出去。
王建国站在走廊里，穿着那件她三年前买的羽绒服，领口磨得有点发白了。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不清装什么。头发乱糟糟的，眼眶下两团青黑。
她开了门。
他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进。
“你吃了吗？”他问。
赵雅丽靠在门框上，没说话。
他举起手里的塑料袋：“给你买了粥，还有你爱吃的那家包子。”
“我不饿。”
他垂下手臂，塑料袋在手里晃了晃。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只留下玄关透出的那一线光。
“爸的事……”他开口。
“爸的事，”赵雅丽打断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王建国抬起头。
“大年二十八，你爸在群里说，‘今年人多，你别回来了’。”她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报告，“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比我清楚。不是家里人多装不下，是你们家人不需要我。”
“不是……”
“那就是他觉得，”她继续说，“我赵雅丽回不回那个家，都不重要。”
王建国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三十八岁了，”她说，“我嫁给你十一年，我给你们家当了十一年免费保姆。我从没要求你们给我什么，我甚至没要求你们说一句‘辛苦了’。我只要求——”
她的声音哽了一下。
“我只要求你们在不需要我的时候，不要像通知停水停电一样通知我。”
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
在王家十一年，她是最温和的儿媳，最懂事的妻子，最不计较的嫂子。公公说东她不往西，婆婆挑刺她不顶嘴，小姑子阴阳怪气她假装听不懂。她把所有委屈都咽下去，咽到胃里，咽到子宫里，咽到每年体检报告那些箭头朝上的指标里。
她以为咽下去就是消化了。
她不知道咽下去只是埋起来了。
现在那些埋了十一年的东西，从地底下翻涌而出，带着腐烂的根须和腥臭的泥土，把她的喉咙堵得死死的。
王建国站在门口，像一尊石像。
过了很久，他开口。
“我知道，”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赵雅丽没有说话。
“我不是不知道，”他低着头，“我是假装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妈那个脾气，我妹那张嘴，我哥嫂那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你们别这样对雅丽’。我怕说了，过年就更回不去了。”
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
“我以为只要忍一忍，等你回北京就好了。回了北京，只有咱们一家三口，就没人欺负你了。”
赵雅丽看着他，忽然觉得很累。
“王建国，”她说，“你们家那顿年夜饭，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你从没站在我这边过。”
他没有反驳。
走廊里的灯又灭了，黑暗把他半个脸吞进去。
“我知道，”他的声音很轻，“我知道。”
（十一）
那个晚上他们没有谈出任何结果。
王建国在门口站了很久，粥凉了，包子软塌塌的，塑料袋里凝了一层水汽。赵雅丽始终没有让他进门。
他最后把袋子放在门口鞋柜上，说了句“你早点休息”，转身走了。
电梯门关上的声音像一声叹息。
赵雅丽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
客厅没开灯，窗外的城市灯火一片，车流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坐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轻轻地抖。
她想起十年前那个蹲在院子里剥蒜的自己。
手指尖辣了一整夜，王建国说疼吗，她说没事。第二天早上起来，食指和中指都起了水泡。她用针挑破，抹了点牙膏，继续干活。
那时候她想，熬过去就好了。熬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熬到有自己的房子，熬到过年可以不回老家。她不是想逃离那个家，她只是想在那个家有说“不”的底气。
现在房子有了，存款有点，工作快没了，底气却还是不够。
她的底气像漏气的气球，一边充一边撒。
手机响了。
她以为是王建国，低头一看，来电显示是婆婆。
犹豫了几秒，她接起来。
“喂。”她的声音带着刚哭过的鼻音。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雅丽啊，”婆婆的声音比记忆中苍老，“你……还好吗？”
赵雅丽没说话。
“建国说你这几天去旅游了，”婆婆顿了顿，“三亚好玩吗？”
“还行。”
又是一阵沉默。
赵雅丽想，这大概是她们婆媳之间最尴尬的一通电话。十一年了，她们说过无数次话，聊的无非是孩子、家务、天气、物价。她们从没聊过任何真正重要的事。
“老头子这次，”婆婆忽然说，“吓死我了。”
赵雅丽没接话。
“大年初一下午，他说胸口闷，躺了一会儿说没事了。晚上吃饭还好好的，看完新闻联播，站起来就倒了。”
婆婆的声音抖了一下。
“我打了120，救护车来的时候，你嫂子在洗碗，你哥在打牌，建国在院子里抽烟。他们谁都没发现。”
赵雅丽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
“我在医院守了两夜，”婆婆说，“老头子醒了第一句话，问的是‘雅丽呢’。”
赵雅丽愣了一下。
“他说，他发那条消息，不是不想让你回来。”
婆婆顿了顿，像在组织语言。
“腊月二十七那天，你小姑子回来说，今年她婆家那边也要来人，算上她一家五口，加上你哥嫂四口，加上建国和你们，十九口人。家里坐不下，妈忙不过来。老头子说那让雅丽别回来了，今年人太多，她回来也休息不好。”
赵雅丽没有说话。
“他说话直，几十年了，从来不会拐弯。他心里想的是让你轻松点，嘴上说出来就成了‘你别回来了’。”
婆婆轻轻叹了口气。
“雅丽，你信不信，妈不知道。但老头子这一病，一直在念叨你。说你往年回家，从早忙到晚，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说你的车厘子寄到了，很甜，他自己吃了三个，护士不让吃太多，他还不高兴。”
赵雅丽把脸埋进掌心。
“今年过年，建国回去了，”婆婆说，“你不在。”
“往年你忙进忙出，我有时候还嫌你碍手碍脚。今年你不在了，厨房里少个人转，客厅里少个人收拾，妈浇花浇死了一盆。你嫂子择豆角择得慢，你小姑子贴窗花贴歪了，你哥煮饺子煮破了一锅。”
婆婆的声音轻轻的，像在自言自语。
“妈不是想让你回来干活。妈是忽然发现，这些年你在这个家，不是空气。”
“你是水泥。”
赵雅丽攥着手机，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老头子让我给你打电话，”婆婆说，“他不好意思自己打。他说，明年过年，不管人多不多，你都要回来。”
“回来也不用你干活了，”婆婆顿了顿，“妈还能干几年。”
赵雅丽还是没说话。
电话那端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
“雅丽，”婆婆说，“这些年……妈对不住你。”
电话挂断了。
赵雅丽握着手机，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城市从喧嚣走向寂静。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那扇关上的门，觉得有什么东西从心底松开了。
不是原谅。
不是释怀。
是一个背了十一年的包袱，忽然轻了一点点。
（十二）
大年初七，赵雅丽回公司上班。
裁员名单如期公布，她不在列。老板找她谈话，说她去年几个项目完成得不错，今年继续努力。她点点头，说谢谢老板。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北京下雪了。
不是那种细碎的雪末，是鹅毛大雪，一片一片，沉甸甸地往下落。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伸出手接了一片，冰凉的触感从掌心蔓延开来。
手机响了。
王建国的短信：女儿说想你了，今晚回来吃饭吗？
她没有回复。
又一条：我买了排骨，做你爱吃的糖醋口味。
她还是没回复。
第三条：妈寄了年货过来，有车厘子，说是你买的那种，3J的。
她看着屏幕上的字，雪花落在屏幕上，化成一滴一滴的水珠。
她打了两个字：今晚加班。
删掉。
又打了三个字：不回去了。
又删掉。
她把手机放进口袋，走进雪里。
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她没撑伞，也没加快脚步。她就那么慢慢地走，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走到地铁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拿出手机。
这次她打了长长的一段话。
“今晚我回去吃饭。排骨少放糖，你每次都放太多。车厘子留着，我周末带女儿一起回去洗。”
她看着发送键，拇指悬在屏幕上方。
雪还在下，把她的手指冻得有点僵。
她按下去。
消息发送成功的提示音，在呼啸的风里，轻得像一声叹息。
但她听见了。
赵雅丽把手机收回口袋，拉高围巾，走进地铁站。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工作要补进度，女儿要从姥姥家接回来，房贷要还，三亚的账单要记得平账。
还有那个在等她回去吃排骨的男人。
他不是坏人，只是迟钝。不是不爱她，只是不懂怎么爱。他的脊梁在几十年的家庭惯性里弯得太久，久到忘了怎么直起来。
这次，她想等他慢慢直起来。
不等了也没关系。
她已经不是那个蹲在院子里剥蒜的女人了。
她站起来，走远了。
雪越下越大，把她的脚印盖得干干净净。
（十三）
正月十五，元宵节。
赵雅丽带着女儿回了婆家。
不是王建国求的，不是公公婆婆催的。是她自己决定的。
出发前她在衣柜前站了很久，最后选了那件红色的羊绒大衣——就是腊月二十八那天收拾进箱子、以为不会再穿的那件。
女儿在客厅喊：“妈妈，好了没？”
“来了。”
她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没化妆，头发随便扎了一下。不是盛装出席，也不是蓬头垢面。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儿媳，回一个普通的家。
王建国在楼下等着，看见她们母女俩出来，眼睛亮了一下，没多说什么，接过行李放进后备箱。
一路无话。
快到老家的时候，女儿忽然问：“奶奶家还会让我剥蒜吗？”
赵雅丽愣了一下。
“去年奶奶让我剥蒜，剥了好多，手都辣疼了。”女儿撅着嘴，“妈妈你以前也剥过吗？”
赵雅丽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轻声说：“剥过。”
“那你今年还剥吗？”
她沉默了几秒。
“不剥了。”
女儿“哦”了一声，又问：“那谁剥呢？”
王建国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接话：“爸爸剥。”
女儿咯咯笑起来：“爸爸剥蒜好慢的！”
“慢没关系，”王建国也笑了，“慢慢剥总会剥完的。”
赵雅丽没接话，把头转向窗外。
田野尽头有一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白色的天空。再往前开二十分钟，就该到那个她回了十一年的家了。
她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公婆什么态度，不知道小姑子会不会继续阴阳怪气，不知道那盘永远没人洗的碗最后会落在谁手上。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和解，算不算胜利，算不算她等了十一年的公道。
她只知道，她是自己决定回来的。
不是被通知，不是被安排，不是那个蹲在院子里等雨停的人。
车驶入村口，鞭炮声隐隐约约从远处传来。
女儿趴着车窗往外看，兴奋地喊：“妈妈，有人放烟花！”
赵雅丽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朵红色的烟花在灰白的天空中炸开，碎成千万点金屑，又纷纷扬扬落下来。
她忽然想起南山寺那句她抄下来却没看懂的话。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烟花也是露，也是电。来过，亮过，然后消失。
但消失之前，总会有人看见。
车停在老宅门口。婆婆系着围裙站在廊下，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公公坐在客厅的藤椅上，膝盖上盖着毯子，手里握着一杯热茶，看见车停下，慢慢站起来。
赵雅丽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带着熟悉的、老家的气息。
她深吸一口气，迈出第一步。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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