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段时间，欧盟接连推出多项涉华经贸管控措施，引发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升温的关注。一方面加快对中国重点企业的合规审查节奏，另一方面着手制定关键基础设施领域逐步替换中国产品的实施路线图。
虽然中欧在电动汽车反补贴税问题上达成阶段性技术性妥协，但双边经贸互信基础并未实质性加固，欧洲内部保护主义思潮正加速显性化。
这些高度聚焦、节奏紧凑的政策组合拳，其深层动因何在？又将如何重塑中欧产业协作格局与市场准入生态？
“保护主义”抬头
中欧经贸关系的承压态势具有明显的累积性特征。即便在新能源汽车关税议题上取得有限突破，双方在产业链安全、标准互认、市场开放等结构性议题上的分歧依然深刻。
回溯多年合作历程可见，欧洲在对华经贸互动中始终保持着审慎姿态，限制性措施的出台频次与覆盖广度持续走高，保护主义逻辑已悄然嵌入政策设计底层。
这种转向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由若干核心成员国主导推动的战略调整。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月9日接受媒体专访时向全欧发出战略预警：若欧盟不能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半导体等前沿赛道快速构建自主能力，极有可能在全球科技竞逐中被中美两国全面甩开，最终丧失规则制定话语权。
他明确提出“欧洲主权优先”的行动纲领，强调伴随中国综合国力跃升，其在高端制造、数字基建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已显著增强，客观上构成了欧洲重塑产业优势必须直面的强劲对手。
为保障本土产业生存空间与发展韧性，欧洲有必要在敏感技术领域重启有选择性的贸易防御机制。
自2024年下半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正式履职以来，“重振欧洲工业根基”被列为最高优先级施政目标。
言叔注意到，其密集发布的经贸新规普遍蕴含鲜明的本地化导向，对华监管强度呈现系统性强化趋势。
究其本质，这是欧洲在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双重浪潮中相对滞后所催生的战略焦虑——振兴制造业的初衷值得肯定，但过度依赖行政干预与市场分割手段，恐难实现可持续的竞争力跃迁。
限制层层升级
步入2026年，欧盟对华经贸规制进入高强度实施阶段，多部具有约束力的法案相继生效，形成覆盖碳排放、网络安全、政府采购、产业补贴四大维度的立体化管控体系，中国企业赴欧拓展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制度性门槛。
2026年1月1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全面落地执行，首批纳入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及氢六大高碳排行业。
依据该机制，中国出口企业须按产品隐含碳排放量购买对应额度的“碳配额凭证”，单吨钢铁出口成本平均增加120—180欧元。
此举不仅直接抬高中国工业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合规门槛，更通过价格杠杆削弱其传统成本优势，堪称以气候治理之名行产业保护之实的典型范例。
仅隔20天，欧盟委员会即公布《网络弹性法案》修订版草案，将能源、交通、医疗、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等18类关键部门全部纳入强制性安全评估范围，并设定36个月过渡期，要求相关机构分阶段终止采购被认定为“不可信供应商”的设备与服务。
言叔研判，该条款虽未点名，但其适用对象高度聚焦于中信科、华为、中兴等具备全球领先通信技术能力的中资企业，实质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精准供应链脱钩，属典型的行政性市场准入排斥。
针对此项草案，中国商务部于1月22日召开专题吹风会，新闻发言人郑重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缺乏透明度与事实支撑的歧视性安排。
发言人强调，中资企业在欧运营严格遵循当地法律法规，深度参与5G网络建设、智慧城市升级及远程医疗平台搭建，为欧洲数字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欧方将正常商业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既违背WTO非歧视原则，也损害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此外，欧盟还酝酿出台《工业复苏加速器法案》，拟设立专项基金，对采购本国制造装备与解决方案的企业提供最高达采购额35%的财政激励。
然而该提案甫一披露，即遭遇爱沙尼亚、芬兰、捷克、爱尔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六国联合抵制，认为其违背单一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欧盟委员会近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第7条，正式启动对某中国头部风电整机制造商的深入调查程序。
这是继2025年12月对海康威视旗下安检设备子公司启动同类调查后，欧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发起的第二起针对性审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对此表示高度震惊与严正交涉。
该商会指出，欧方调查存在三大硬伤：补贴界定边界模糊、受益主体认定标准主观、证据采信流程不透明。
此类选择性执法不仅侵害中国企业正当经营权益，更将阻碍中欧在风电、光伏、储能等绿色产业的协同创新进程，背离双方共同承诺的碳中和目标。
中方明确表态
欧盟本轮对华政策收紧，在其内部并未形成统一意志，反而激化了成员国间深层次的利益博弈。
其中，《工业复苏加速器法案》因波兰、瑞典等国坚持要求增设“例外条款”，导致立法进程严重受阻，最终推迟至2026年秋季再议。
《网络弹性法案》修订草案同样面临巨大执行阻力。欧盟联合研究中心测算显示，若强制替换现有通信网络中的全部中资设备，欧盟运营商累计需追加资本开支逾47亿欧元，且将导致5G网络升级进度延缓18—24个月。
这部分新增支出最终将转化为终端用户资费上涨与公共服务效率下降，对波罗的海三国、北欧五国等财政规模有限的成员国构成显著负担。
更值得关注的是，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六国已联合致函欧盟理事会，明确表达忧虑。
信函指出，片面强调“欧洲制造优先”，或将抵消过去十年推进监管趋同、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努力成果；不仅使欧洲企业难以接入全球最先进AI模型与云服务平台，更可能触发国际资本对欧盟市场稳定性的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欧盟正加速推进2026年3月预算框架修订工作，计划将“排除特定第三国供应商”条款写入总额1.8万亿欧元的公共采购法典，新规拟于2028年起全面适用。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多个欧盟成员国近期主动释放深化对华务实合作信号。
2026年初，芬兰总理奥尔波、爱尔兰总理马丁分别率高级别经贸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涵盖清洁能源合作、生物医药研发、职业教育共建等领域的23项具体协议。
两位领导人公开表示，此行核心目标是对接中国“十四五”规划重点领域，寻求技术互补与产能协同的新支点。
从宏观背景看，此次欧洲领导人集中访华绝非偶然事件。当前欧盟整体GDP增速连续六个季度低于1.2%，制造业PMI已连续11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各国亟需借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生态，为本国企业提供新增长空间。
这一动态既印证了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的持久吸引力，也反映出部分国家突破机制束缚、自主开展对华合作的强烈意愿。
面对欧盟日益收紧的政策环境，中方立场清晰坚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发表声明，敦促欧方恪守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滥用反补贴、反倾销等单边工具，切实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运营营造稳定、透明、非歧视的制度环境。
商务部同步发布政策指引，表示将持续跟踪评估欧盟各项新规实施影响，一旦发现存在明显歧视性条款或变相市场封锁行为，中方将依法依规采取必要反制举措，全力捍卫我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
内部分歧难掩本质
言叔分析认为，欧盟当前系列对华举措虽冠以“战略自主”“技术主权”等宏大叙事，实则折射出传统产业强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集体性焦虑，其政策内核仍是经典贸易保护主义逻辑的当代翻版。
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压缩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来维系欧洲既有产业优势，却忽视了欧盟27国在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对外依存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一刀切”式治理思维，本质上是以牺牲整体效率为代价换取局部利益，远非提升长期竞争力的治本之策。
欧洲部分中小成员国之所以旗帜鲜明反对上述政策，根本动因在于三重现实困境。
第一重困境是利益分配失衡。政策红利主要流向德、法等工业巨头聚集国，而爱沙尼亚、芬兰等国在ICT、生物技术等领域虽具创新活力，却因市场规模有限难以形成产业闭环，被迫承担设备更新溢价与技术迭代滞后的双重成本。
第二重困境是资本渠道收窄。相较于大型经济体，中小成员国更依赖外部直接投资弥补财政缺口与技术短板。若欧盟持续强化对华壁垒，不仅中国商品准入受限，更重要的是中国主权基金、产业资本对欧投资意愿将大幅减弱。
一个被贴上“不可预测”“规则随意”标签的市场，必然难以吸引追求长期回报的战略投资者，这将使急需资金注入的东欧、北欧国家首当其冲。
第三重困境是政策适配错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中德、中法、中匈经贸依存度超过25%，而马耳他、塞浦路斯等岛国对华贸易占比不足3%；执政党意识形态亦呈光谱式分布，从亲商务实派到绿色激进派立场迥异。
在此背景下强行推行统一对华政策，无异于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不同尺寸的脚，既无法满足差异化发展需求，更易加剧内部裂痕。
综合多方信息可见，欧洲领导人高频次访华与欧盟机构密集出台限制措施形成极具张力的并行轨迹。
这种“双轨并行”现象深刻揭示：欧盟内部对华认知已出现结构性分化，越来越多成员国认识到，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合作关系，不仅是经济理性的选择，更是维护自身战略回旋余地的关键支点。
言叔始终强调，若欧盟持续将保护主义作为应对挑战的主要工具，不仅将加剧成员国间政策协调难度，还将削弱其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谈判筹码，最终导致“保护未果、分裂加深、竞争力下滑”的三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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