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十七分,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我条件反射地从护士站弹起来,冲向12床。屏幕上,那条代表生命的绿线正在剧烈震颤,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做最后的挣扎。

"准备除颤!"值班医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熟练地撕开患者的病号服,往除颤仪的电极板上挤导电糊。这套动作我做过上千次,闭着眼睛都能完成。但就在我低头的瞬间,余光瞥见病房门口站着一个人影。

是患者的儿子,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头发乱糟糟的,显然是被电话从睡梦中叫醒。

他就那样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忙碌,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清,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沉甸甸地压在我后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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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除颤,没有反应。

第二次,还是没有。

医生看了一眼监护仪,又看了看门口的家属,轻轻叹了口气。

"家属,过来一下。"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ICU工作十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医生会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解释病情,会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会拿出那张放弃抢救知情同意书。

然后,就是签字。

中年男人走进来,脚步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医生跟他说了什么,我没仔细听,我在收拾除颤仪,在记录抢救过程,在做一个护士该做的事情。

但我的余光一直在观察他。

他听完医生的话,沉默了大概三秒钟。然后他点点头,接过那张纸,在签名栏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

他签完字,把笔还给医生,转身走到病床边。他握住父亲的手,弯下腰,在老人耳边说了句什么。然后他直起身,对我们说:"麻烦你们了。"

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歉意,好像他父亲的死给我们添了麻烦似的。

他没有哭。

我愣了一下。不是因为他没哭,而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三天前的另一个家属。

那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丈夫因为脑出血住进ICU,抢救了整整七天。每次我们跟她谈话,她都哭得撕心裂肺,说什么都不肯放弃。"求求你们再救救他,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可以卖房子,我可以去借钱……"

她的眼泪像是永远流不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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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后,当医生第四次拿出那张知情同意书时,她几乎是抢过去的。签字的手在抖,但速度快得惊人。签完之后,她瘫坐在地上,哭得几乎背过气去。

那天晚上,我在护士站值夜班,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两个家属。

一个签字很快,但没有哭。一个签字也很快,但哭得惊天动地。

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我说不上来。但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一件事:在ICU,当家属决定放弃抢救时,他们签字的速度和哭泣的程度,似乎存在某种奇怪的关联。

这个发现,花了我整整三年时间去验证。

我没有做什么正式的统计,只是在每一次面对这种场景时,默默地观察,默默地记录。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签字越快的家属,往往哭得越凶。

而那些犹豫很久、反复询问、迟迟不肯落笔的家属,反而在签完字后异常平静。

这个发现让我困惑了很久。按理说,应该是相反的才对啊。签字快,说明早就想好了,心理准备充分,应该更能接受结果。

签字慢,说明还抱有希望,突然放弃,应该更难以承受。

但现实偏偏是反过来的。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叫林美珍的老太太。

林美珍六十二岁,胰腺癌晚期,住进ICU的时候已经全身多器官衰竭。她的女儿叫小敏,三十五岁,是个中学老师。

小敏是我见过的最"难缠"的家属。

每天探视时间,她都会准时出现在ICU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问题。她会问我们每一项检查指标的含义,会问每一种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会问医生今天的治疗方案和昨天有什么不同。

"我妈的血压为什么比昨天低了五个点?"

"这个抗生素用了三天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用?"

"她今天的尿量是不是比昨天少了?这意味着什么?"

说实话,一开始我挺烦她的。ICU的工作本来就忙,每天要应付那么多危重病人,还要花大量时间回答她那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是在故意刁难我们,是在质疑我们的专业能力。

但后来我发现,她不是在刁难,她是真的想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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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在护士站整理病历。小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奶茶。

"护士,这个给你。"她把奶茶放在我桌上,"我看你们每天都很辛苦。"

我有点意外,接过奶茶道了声谢。她没有走,而是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她说。

"你问。"

"你觉得……我妈还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