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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一直以欧洲的“近代”为视角蔑视中国，其蔑视中国的强弱程度被作为衡量日本“欧化度”高低的尺度。
日本人不是通过与欧洲相比，而是通过与中国相比来衡量自己的“欧化度”。甚至可以说，蔑视中国成为日本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对日本而言，中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中国形象究竟如何，直接关系到日本国民主体性的认同。
尤其是在进入现代性世界秩序之后，面对强大的西方，日本现代性自我认同的建构始终没有脱离中国这一“巨大的他者”。“他者”这一概念可以作为研究日本的中国形象的前提，原因在于，日本中国形象研究的真正学理问题，并不在于阐述日本的中国形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深刻阐释其缘何如此的问题。
借助“他者形象是自我意识的延续”这一表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借助中国形象的建构来展开自我身份的表述与确证。
日本学者吉野耕作在描述“我们自己的领域”时，主要指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
正如其所言：
吉野耕作指出：
日本究竟是如何在中国形象的构建之中来完成自身身份的认识与想象，乃是日本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核心问题。
现代日本塑造的中国形象，既存在以新闻媒体的现实报道为依据且为这一报道所左右的“实像”，也存在一个依附于西方现代性提出的超越“现实”并被无限扩大的“虚像”。
历史上日本通常会借助“外部刺激”来推动自身进步，或者通过抵御排斥“外部刺激”来形成自身或与传统或与现实相结合的“反应”，无论选择什么，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内与外的紧张关系中谋求自身的本真性。
中国这一邻近的“他者”在形塑日本国家认同过程中即起到了“外部刺激”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被说成是中国正在实质性地“威胁”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成为日本凝聚社会共识、打击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和调动各种政治力量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傲慢自大态度，是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前提的。
而当这个历史时期业已结束，亦即当中国历史转型完成之际，日本不可能重走当年的军国主义老路，也不可能以东亚大国自居，日本应该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合乎实际地成为一个“小国”。
近年来，日本精英决策层重新奉现实主义为圭臬，回归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等传统思维。这一思维逻辑的核心是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假想敌”，竞争、冲突乃至战争将成为国家互动和国际格局演变的最大动力。
在国民国家建设中，战争成为实现国民统合的社会制度之一，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普通国民，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全国上下抱有国家的威信遭到伤害乃至失去的危机感。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在国民统合面临动摇的局面下，作为凝聚一体感的紧缩之策，特意树立“敌人”而使战争频繁地发动起来。考虑到只有战争才是会使其他国家的民族屈服进而提升自身荣光的行为，战争被视为高扬国民精神的具体表现。
因此，对于国民国家而言，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假想敌”的设立及确定在增强国家一体感及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1998年11月，机关杂志《祖国与青年》刊载了对第二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安倍晋三的采访，围绕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释改宪问题，安倍谈道：
对安倍而言，最为重要的目标是推动日本在亚洲地区不断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行使“集体自卫权”方面，这也是美国直接要求的结果。
为确保顺利行使集体自卫权，于是有必要向国民解释说明其并不与《日本国宪法》相抵触。
鉴于国内反对修改宪法的声浪依然高涨，由此强调来自外部的威胁最具效果。通过渲染和散布“中国威胁论”和“韩国反日论”，无疑会增强国民的危机意识，从而获得中间阶层的支持。历史认识问题对于煽动这种危机意识也是极为有效的工具之一。
美国学者艾伦·杰罗认为：
日本面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恐惧心理，直接导致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竭尽全力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和遏制，这实际上正是其在应对中国时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而且由此陷入歇斯底里的狂躁中。
日本评论家西尾干二在分析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国内背景时指出：
后冷战时代，中国快速发展的态势成为引发日本国家认同危机的“触媒”，以往日本以中国为参照系拥有的优越感与蔑视感被恐惧感和排斥感所替代。沟口雄三将这种状态称为“中国的冲击”，由于日本的“脱亚”而似乎一直被统领的“亚洲”，曾被视为尾随自己的“亚洲”，如今却不知不觉地开始引导日本了。
日本人关于“脱亚”的认识与现实的“亚洲”之间出现了微妙错位，而且几乎没有日本人意识到这种现实中的错位，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实与认识上的双重错位。
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即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社会甚嚣尘上，日本对中国的警惕性认识超过了以往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优越性认识。日本“自我”身份确立的主体性发生动摇。
西尾干二在分析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时指出，其中就有“中国强大可能会变成威胁”的因素。“中国是弱小国时，日本人有敬爱其悠久历史的民族性，但一日中国强大变成威胁，则日本人就保持距离，有从中国脱离的倾向，这一规律实则古已有之。”
实际上，日本处心积虑地宣扬“中国威胁论”，其真实意图有二：
后冷战时代，面对东西方阵营的解体，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业已实现，却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突然消失，陷入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而此时快速发展的中国进入了日本视野。
日本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却并不适合于担任一个世界的“领跑者”。在一度作为世界的领跑者而失去了发展目标与前进动力、逐渐陷入“主体性迷失”的背景下，“中国”再度成为一个关注对象。
由此可见，作为“方法”的中国，实质上是为日本谋求一个新的判断视角，是为日本提供一个“非西方化”的选择而已。日本心理学家南博认为，“日本人的自我结构中，最明显的特质之一是缺乏主体性的‘自我不确定感’”。
日本学者小岛朋之的观点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日本人在审视和观察中国时的矛盾心理，既不希望一个“虚弱的中国”出现，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诞生。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已经掩盖日本曾在亚洲所拥有的“一枝独秀”的光芒，如果说一个积贫积弱甚或落后的中国日本尚能容忍的话，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日本无疑会高度警惕和时刻关注。
由于身份具有关系性的特征，对身份的自我建构在施动者的潜意识中也时常以重要且有意义的“他者”为参照，而角色身份的特性又决定了这一参照物通常具有反向身份，特别是具有敌人身份的“他者”。“通过安全化操作，实现对他者作为威胁代理的主体间的社会认同建构，便能使施动者达到固化自己角色身份的目的。”
在日本看来，“他者”中国恰恰在确立“自我”身份过程中扮演了竞争对手的角色。西方的根本目的是以中国的“停滞”来反衬自身的“进步”。
即便是到20世纪末期，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也没有“进步”。换言之，中国任何的外在变化，无论是王朝更替还是改革开放，对西方人而言皆不过是幻象。西方人视野下或者说他们所关注的中国，不过是西方为了确证自我，同时为了进一步延续西方的现代性，或者使之不断再生的“工具”而已。
这种矛盾心理至今仍然存在，以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例，日本开始面对但又无法完全承认中国逐渐强大的事实，导致日本人总体上缺乏对中国进行积极研究的意愿，以致消极、被动地接受“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于停滞，而中国由于实施改革开放实力迅速增强，在此过程中，日本逐渐萌生一种“危机感”。
作为百余年来亚洲唯一的世界强国，曾独霸一方的日本从心理上产生一种失衡乃至畏惧情绪，反映在舆论上是中日友好提法有所减少，“中国威胁论”尘嚣甚上，日本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开始将中国看成自己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
《读卖新闻》论说委员荒井利明在分析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泛滥的心理根源时指出：
日本外务省亚洲太平洋局副局长小原雅博认为：21世纪，中国和日本史无前例地步入“两强”并立的时代。作为共同追求繁荣的国家，中日两国正在面临着以对等地位合作构筑东亚和平秩序的历史机遇。两国不宜从“谁强谁弱”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对方，而应该在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
中国的快速发展必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这样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是作为知识与想象的理论问题出现的。
中国东亚问题专家朱锋认为：
最重要的是，日本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持否定态度，似乎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是事实。
随着冷战结束与中国的快速发展，乃至2010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都让日本保守派及右翼势力倍感焦虑，开始大谈“中国威胁论”，中国也以当代日本民族主义另一个重要“他者”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日本保守派的视野当中。
每当中日两国发生冲突，右翼势力往往通过“妖魔化”中国的方式，让民众感受到日本确实面临外在威胁，以促使民众支持其建立独立的军队及修宪。右翼势力对中国的复杂心态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妄图修正战后的“自虐史观”，具体表现形式即是藤冈信胜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史观，他们企图重新解释历史，并通过宣扬过去忠君爱国的口号，使人们从日本近代史中重拾信心。
20世纪90年代，日本试图建立国民历史的“正史”的尝试和努力，集中表现为一项重构工程。
藤冈信胜也在发起人之列，“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倡议书中，“正史”乃是一个关键词，他试图将国家的国民记忆从过去的废墟中解救出来，并以“正史”的花环加以装饰，并得到了年轻一代作家及随笔作家的积极回应。
显然，藤冈对“正史”力图在“国民”与“非国民”之间画出一条线，并对“国民”概念及内涵重新进行定义。如果说得过激一点，也可谓暗示要发起围绕历史记忆的“内战”。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最终可以归结为：为确立“日本人”这一带有“实感”的自我认同性，应该创作“可以自豪的本国历史”。在“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看来，除了拥有健全的民族主义外，还有以日本这一国家的生存与繁荣为最高目的、站在思考国家基本方针的战略论立场上的现实主义，一切意识形态的自由以及对官僚主义的批判等受到空洞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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