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北京人民大会堂，38岁的孙家栋说出这句话时，后背早就被冷汗浸透了。
要知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动一下像章，那就是“反革命”，是要掉脑袋的大罪过。
可如果不拆，这颗承载着几亿中国人梦想的卫星，注定飞不上天。
坐在对面的周恩来总理沉默了，空气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结果，是杀头，还是上天？
01 临危受命，接的就是个炸药包
这事儿得从1958年说起，那年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突然来了一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句话一出来，那是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啊，连个好点的汽车都造不利索，就要造卫星？而且那时候老美和苏联老大哥早就把卫星送上天了，咱们这心里能不急吗？
可急归急，饭还得一口一口吃。这一吃，就吃了整整十年。
到了1967年，这事儿终于要动真格的了。负责这事的大佬钱学森，在名单划拉了半天，最后圈定了一个人——孙家栋。
这一年，孙家栋才38岁，正当年。他本来是搞导弹设计的，干得好好的，突然就被叫到了钱老的办公室。钱老也没跟他兜圈子，直接就摊牌了，说国家要把这一百多斤的担子交给你，你去把卫星给我弄上天。
孙家栋当时脑瓜子也是嗡嗡的。搞卫星？那时候咱们手里一没图纸，二没参考资料，三没先进设备，简直就是“三无产品”起家。更要命的是，那时候外面的环境，那是相当的复杂。
你想啊，1967年是个什么年份？外面乱得跟锅粥似的，大家都忙着搞运动，谁还有心思搞科研？孙家栋接手的，不仅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但他没怂，带着一帮从各个单位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就一头扎进了那个简陋的实验室。
那条件苦得哟，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冬天，实验室里冷得像冰窖，大家伙儿穿着军大衣，手里还要捏着冰凉的计算尺，冻得手都不听使唤；夏天，屋里热得像蒸笼，汗珠子滴在图纸上，一晕就是一大片。
就是在这种还要防着背后有人打冷枪的环境下，孙家栋硬是带着这帮人，把“东方红一号”的雏形给整出来了。
本来以为最大的困难是技术，比如怎么让卫星转起来，怎么让它在天上不冻坏。结果谁也没想到，等到卫星真正组装的时候，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大雷”，炸了。
02 也是醉了，卫星差点被“爱”死
这卫星是个球体，直径一米，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眼瞅着离1970年的发射死线越来越近了，孙家栋按照流程，给这宝贝疙瘩过了个秤。
这一过秤不要紧，孙家栋的心直接凉了半截。
超重了。
搞航天的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按克计算的。咱们当时用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那是从导弹改过来的，劲儿就那么大。设计指标写得死死的，卫星重量绝不能超过173公斤。
这就好比你让一个能扛100斤的人去扛200斤的麻袋，那非得把腰压断了不可。这多出来的一斤一两，都可能导致火箭飞不到预定高度，或者直接半路掉下来听个响。
孙家栋急了，这多出来的重量是哪儿来的？
他带着人，拿着放大镜，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查。查来查去，查到了各个分系统送来的仪器设备上。这一看，孙家栋差点没晕过去。
原来，那时候各个工厂、研究所，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在生产卫星零件的时候，搞了个“硬核创新”。
不管是仪器盒子上，还是线缆接头上，甚至是有些关键部件的外壳上，全都镶嵌了毛主席像章。
而且吧，为了表示这心意够诚，这像章还不能是塑料的，必须是铝合金的，甚至是镀金的。一个个做得那叫一个厚实，那叫一个闪亮，恨不得把卫星裹成个金球。
除了像章，还有各种语录牌。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全都用金属牌子刻好，铆接在设备上。
你说这工人们的初衷坏吗？那绝对是好心，那是真爱戴。可在冰冷的物理学定律面前，这爱实在是太“沉重”了。
孙家栋拿着计算器一算，好家伙，光这些像章和语录牌，加起来就有好几公斤！
这就相当于让一个本来就气喘吁吁的举重运动员，在举杠铃的时候，非得在他脖子上挂一串大金链子，这不等着出事吗？
这时候，摆在孙家栋面前的，就是一个死局。
03 没人敢动，这事儿是个雷区
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哪怕是小学生都知道：拆！
可这一个“拆”字，在1969年，那比登天还难。
孙家栋试探着去找下面的负责人谈：“那个，咱们能不能把这像章取下来？这玩意儿太重了，影响散热，还影响信号。”
对方一听，立马把脸拉下来了，眼珠子瞪得像铜铃：“孙总师，你这觉悟有问题啊！这是对主席的感情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重量算什么？这种政治责任谁担得起？你敢拆，那就是反革命！”
得，这天没法聊了。
那时候的氛围，谁敢说毛主席像章半个“不”字？哪怕你是为了科学，哪怕你是为了国家任务，只要你敢动像章，立马就能被人要把你生吞活剥了。
眼看着发射窗口一天天临近，火箭那边已经明确说了：“老孙啊，再不减重，这活儿我们没法干。火箭推力是死的，你这卫星要是超重，到时候掉下来，咱们谁都跑不了。”
孙家栋急得满嘴起泡，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这就像是你明知道这飞机多了个零件飞不起来，可这零件是“神像”，供在那儿谁也不敢动。
怎么办？
硬拆？那是找死，底下人也不听你的。
不拆？那是等死，卫星上不去，任务失败，照样是死路一条。
孙家栋这人，平时看着温文尔雅，像个书生，但到了关键时刻，那是真有股子狠劲。他想了一整夜，烟抽了一地，最后把心一横：这锅，我背了！但这事儿，我得找个能拍板的人。
找谁？找一般的领导，肯定也是打太极，踢皮球，谁也不敢沾这烫手山芋。
只能找最大的——周恩来总理。
04 勇闯大会堂，总理一句话神了
1969年10月，机会来了。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卫星工作的汇报。
孙家栋走在去大会堂的路上，腿都有点发飘。他知道，今天这一哆嗦，要么成英雄，要么成罪人。搞不好，出门就得被带走。
到了会议室，图纸往地毯上一铺，孙家栋蹲在地上给总理讲。周总理听得特别认真，也跟着蹲下来，一点架子都没有。
讲着讲着，到了关键的减重环节。孙家栋停了一下，看了一眼周围那些严肃的军代表和高官们，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这辈子的勇气都用光。
他指着卫星的设计图，声音有点抖，但字字清晰，孙家栋向总理汇报，说现在有个大难题。为了保证卫星能上天，重量必须严格控制。但是现在……各个部件上镶嵌的毛主席像章太多了，这不仅增加了重量，还影响了散热，如果不拆掉，卫星可能……可能上不去。
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瞬间死一般的寂静。
旁边的人冷汗都下来了，心想这孙家栋是不是疯了？这种场合提这种要求，这不是给总理出难题吗？这也就是周总理脾气好，换个人早拍桌子骂他是“白专道路”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周总理脸上。大家都在想，总理会怎么说？是批评孙家栋政治站位不高？还是让他想别的办法？
周总理听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并没有马上说话。
那几秒钟，对孙家栋来说，比一个世纪还长。
突然，周总理抬起头，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语气平缓但极有分量地问了一句：
“你们看，我们这人民大会堂，是政治极其严肃的地方吧？”
大家愣住了，不知道总理卖的什么关子，只能点头。
周总理接着指了指四周的墙壁和柱子，问大家看看，这大会堂里，是不是也没把毛主席的像章挂得满墙都是啊？
这一反问，简直是神来之笔！
大家四处一看，哎，还真是。大会堂庄严肃穆，但绝没有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更没有到处贴像章。
周总理看着大家若有所思的样子，紧接着说了一句定调子的话：
“搞卫星，那是科学技术，不能搞形式主义。这像章，还是拆了吧，我看主席也不会怪罪的。”
这就叫水平！这就叫智慧！
没有讲大道理，没有搞严厉批评，就用这么一个眼前的例子，四两拨千斤，直接把这个要把人压死的“政治大山”给搬开了。
孙家栋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被人从深水里一把捞了出来，那叫一个通透！
有了总理这句话，那就是有了“尚方宝剑”。回到实验室，孙家栋立马下令：拆！
这回没人敢吱声了。大家伙儿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像章取下来，一过秤，好家伙，足足减掉了几公斤的重量。这几公斤对于卫星来说，那就是救命稻草啊！
05 这还不算完，更狠的还在后面
像章是拆了，重量达标了，但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那太天真了。对于孙家栋他们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为了让这颗卫星在天上能被全世界看见，还要能听到《东方红》的乐曲，这帮科学家头发都快愁秃了。
你想啊，这卫星才一米大，飞到几百公里的高空，在地上看就像个苍蝇，根本看不见。看不见怎么证明你发出去了？那时候可没现在的直播技术。
孙家栋他们想了个绝招——“借光”。
他们在火箭的第三级上装了个巨大的“裙子”，这裙子镀了银，一旦展开，那就是个超级反光镜。虽然卫星看不见，但这反光镜贼亮，只要它跟着卫星飞，地上的人就能看见有个亮星星划过夜空。
这招叫“观测目标”，说白了就是给卫星找个“伴舞”的，让大家看伴舞就知道主角来了。
还有那个《东方红》乐曲。
当时国外都是用磁带录音机上去播放，但那玩意儿太重，而且容易卡带。咱们的工程师硬是搞出了个“电子音乐发生器”，用电子线路模拟铝板琴的声音。
你在地上听到的那个“滴答滴答”的《东方红》，那全是电子音，硬核不硬核？
为了省电，这乐曲还不能一直放，得设计成间歇性的。这每一个细节，都是在跟老天爷抢重量，跟物理定律死磕。
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事儿。卫星上天得有天线吧？那天线得伸缩自如吧？
可是那时候咱们国家的材料技术不过关，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做天线的伸缩杆。
你猜最后怎么解决的？
有一天，孙家栋在街上溜达，突然看到小孩玩的那个卷尺。一拉出来是直的，一松手“啪”地一下卷回去了。
孙家栋眼睛一亮，这不就是现成的天线吗？
他赶紧买了好几个卷尺跑回实验室。大家一试，哎，还真行！
就这么着，咱们第一颗卫星的天线，竟然是从地摊上的卷尺里找来的灵感。这就叫“土法炼钢”，这就叫中国人的智慧。
06 那个夜晚，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大戈壁滩上，风沙像刀子一样割脸。孙家栋站在指挥大厅里，手心里全是汗。
能不能成，就看这一把了。
“点火！”
随着一声令下，长征一号拖着巨大的火焰尾巴，拔地而起。那声音，震得人心脏都要跳出来。
但这时候还不能高兴，最怕的就是半路掉链子。
一二级分离，正常！整流罩分离，正常！
等到卫星入轨的那一刻，地面接收站突然传来了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滴……答……滴……答……”
《东方红》的乐曲，真的从太空传回来了！
那一瞬间，指挥大厅里那些五六十岁的老专家们，一个个哭得跟孩子似的。孙家栋也忍不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不仅仅是一颗卫星，这是中国人被压抑了百年的呐喊。
第二天，新华社发了消息，全世界都炸锅了。
美国人震惊了，苏联人沉默了。那个一直被他们看不起的、还在骑自行车的中国，竟然真的把卫星送上天了！
那天晚上，无数中国人跑到大街上，仰着脖子看天。当那个亮晶晶的小星星划过夜空，当收音机里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多少人激动得彻夜难眠。
这颗卫星，虽然只有173公斤，但它的分量，比泰山还重。
它证明了，咱们中国人，不比别人笨！哪怕条件再苦，哪怕环境再难，只要咱们想干，就没干不成的事儿！
如今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没有孙家栋那冒死的一问，如果当初没有周总理那智慧的一答，这颗卫星，可能真的就毁在了那些闪闪发光的像章手里。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悬，一个念头，一句话，就能改变一切。
孙家栋老爷子这一辈子，搞了一辈子的航天。从第一颗卫星，到后来的北斗，再到探月工程，哪儿都有他的影子。
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去拆像章？
老爷子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搞科学的，就得实事求是，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半点虚假。
这话说得简单，但在那个年代，这就叫英雄。
那颗“东方红一号”，到现在还在天上飞着呢。虽然它早就没电了，也不再唱歌了，但只要你抬头，它就在那里，像一只眼睛，冷冷地看着后来的人。
它见证了咱们从一穷二白到如今的空间站漫游，也见证了那些为了国家民族，把命都豁出去的脊梁。
这才是真正的“星追人”，这才是咱们该追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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