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字我绝对不能签，你们别再劝了！”
1959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眼瞅着国庆十周年大典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所有人的神经都崩得紧紧的。
一幅高5.5米、宽9米的巨型国画终于挂上了墙，在场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欢呼，就被周恩来总理这突如其来的严肃态度给震住了。
大家伙原本想着，这画是总理一手策划的，这工程是总理亲自抓的，这落款的大名，非他莫属。
可谁也没想到，一向温和儒雅的周总理，在这件看似顺理成章的小事上，竟然发了这么大的火，甚至连连后退，坚决不肯动笔。
都火烧眉毛了，总理为啥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此倔强？这一摆手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顶级博弈和深层考量？
01
1959年的北京，那是真热闹，但也真紧张。
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城里那是大兴土木，“十大建筑”正如火如荼地搞着。这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人民大会堂。这可不是一般的房子，这是以后咱们国家接待外国元首、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那是国家的脸面。
楼盖得气派那是硬实力，但里面的软装，才是显文化底蕴的时候。
特别是迎宾厅，那是外宾进门的第一站。那面正对着大门的墙，面积巨大，空荡荡的可不行。这里必须得挂一幅画，一幅能镇得住场子、能代表中国气派的画。
这任务，直接就压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肩上。
周总理心里明镜似的，这画不好弄。画小了，显不出大国气度；画俗了，丢的是中国人的脸。经过几番深思熟虑，总理拍板了：就以毛主席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里的词意来画，题目就叫“江山如此多娇”。
题目定好了，谁来画呢？这可是个烫手山芋。
画得好那是应该的，画不好那可是要担责任的。周总理也没含糊，直接点将：南边找关山月，北边找傅抱石。
这两个人是谁？那在当时画坛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傅抱石是新金陵画派的领头羊，画风狂野奔放，那是出了名的“傅家山水”；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代表，画风细腻写实，讲究个形神兼备。
但这事儿吧，有个大问题。这两人风格完全不一样，一个像喝烈酒的汉子，一个像喝功夫茶的文人。把他俩硬凑在一块搞创作，就像让唱摇滚的和唱京剧的同台唱一首歌，这难度系数，直接拉满。
而且时间紧迫，留给他们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几个月。
02
傅抱石和关山月接到通知的时候，二话没说就进了京。
两人被安排进了北京东方饭店，好吃好喝供着，但这饭，两人是真吃不香。
为啥？压力太大了。
这一进饭店，两人就傻眼了。按照要求，这画得有5.5米高，9米宽。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两层楼那么高，三间房那么宽。
那时候哪有这么大的纸啊？
两人跑遍了北京城的宣纸店，根本买不到现成的。最后还是特事特办，找了老师傅，用了最古老的办法，把好几张乾隆年间的丈二匹宣纸，小心翼翼地拼接起来，这才弄出这么一张“巨无霸”画布。
纸有了，怎么画又成了大难题。
在那个年代，还没人画过这么大的中国画。这么大的纸铺在地上，人站在边上根本够不着中间。画画的时候，得脱了鞋袜，直接站在纸上画。
傅抱石还好，习惯大开大合，拿起像拖把一样的大笔就在纸上挥洒；关山月可就惨了，他得跪在纸上，一点一点地勾勒细节。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这画里的内容，怎么摆？
按照毛主席的词意，要有长城，要有黄河，要有雪景，还要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江南春色。
这就尴尬了。地理上它讲不通啊。
你想啊，长城以北是雪飘，江南大地是春俏。这一张画上，要是画了雪，江南的树怎么绿？要是画了太阳，这雪是不是得化了？
两人在饭店里大眼瞪小眼，草稿画了一张又一张，废纸扔了一篓又一篓。
傅抱石那暴脾气上来了，酒喝了一瓶又一瓶，就是找不到灵感；关山月也是愁眉苦脸，觉都睡不着。眼瞅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画要是交不出来，那可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03
就在两人快要崩溃的时候，救星来了。
陈毅老总和郭沫若那是经常往饭店跑，一来是看望，二来也是督战。
看着满地的废稿，看着两个愁得头发都白了的大画家，陈毅乐了。他大手一挥，说了句特经典的话，大概意思就是：咱们这是搞艺术创作，又不是画地图测绘，干嘛非得死抠那个地理位置？
陈毅这一句话，直接把两人的任督二脉给打通了。
对啊，这是“革命浪漫主义”，要的是那个意境，要的是那个气势。只要能体现出祖国山河的壮丽，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嘛。
这下子，两人的思路彻底打开了。
也不管什么透视不透视了，也不管什么季节不季节了。傅抱石拿起那支特制的大笔，在那张巨大的宣纸上，把那一腔豪情全泼了上去；关山月紧随其后，用细腻的笔触，把那一山一松、一草一木画得栩栩如生。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本来这画上是要画太阳的，寓意“东方红”。但是一开始画的太阳不够大，周总理来看的时候，提了个意见，说这个太阳得画大点，要体现出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
于是，两人又重新调整，把右上角那轮红日画得足足有磨盘那么大，还要用最好的朱砂，保证它几十年不褪色。
整整三个月，两人像是闭关修炼一样，几乎没迈出过饭店大门一步。
等到这幅画终于完成的时候，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看傻了。
你看那画上，近处是江南的青绿山水，郁郁葱葱；远处是北国的皑皑白雪，银装素裹；中间长城蜿蜒起伏，黄河奔腾咆哮；右上角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把整个画面照得通透。
这哪是一幅画啊，这分明就是把整个中国的精气神，全给浓缩在这张纸上了。
04
画是画好了，装裱也是个大工程。
那时候没有这么大的装裱台，几十个老师傅直接把地板擦得锃亮，趴在地上干活。光是把这画背面的纸糊平，就花了几天几夜。
好不容易把画弄到了人民大会堂，挂上去一看，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画，确实镇得住场子。
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题字落款。
懂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画里，这落款可是点睛之笔。字写得好坏，直接影响整幅画的档次；谁来写这个字，更是大有讲究。
当时大家伙儿一合计，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周总理策划的，这创意是总理定的，画家是总理请的，中间遇到困难也是总理解决的。
再说了，周总理那书法，颜筋柳骨，那是出了名的漂亮。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名字非周总理莫属。
就在画挂上去试看的那天，周总理站在画前，看了许久，脸上全是满意的笑容。看得出来，他对这幅画是非常认可的。
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早就准备好的毛笔递了过去，想让总理给这幅传世之作画上个完美的句号。
谁知道，刚才还笑眯眯的周总理，看到笔的那一瞬间，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严肃。
他连连摆手，身体甚至往后退了两步，用非常坚决的语气说了那番话。大意是说，这绝对不行。这幅画的题材是毛主席的词意，题目也是毛主席的诗句。这个字，只能由毛主席来题，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大家一听，顿时恍然大悟，也不敢再劝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不仅仅是一个签名的问题，更是一种对原作者的尊重，一种对领袖的敬意，也是周总理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
他不争功，不抢风头，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一推，推掉的是在名画上留名的机会，守住的是一份规矩和分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智慧。
05
既然总理这么说了，那这事儿必须得请毛主席出马。
可那会儿毛主席正在外地视察工作，没在北京。这国庆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画还要去装裱，还要做最后的修饰，时间根本不等人啊。
这可把工作人员急坏了。
周总理倒是沉得住气，他安排人火急火燎地把请求送到了毛主席手里。
毛主席听说后，二话没说，铺开宣纸就开始写。他知道这幅画的分量，也知道大家都在等着。
为了配合这幅画的气势，毛主席没有只写一遍，而是一口气写了四幅“江山如此多娇”。
写完后，他也没定到底用哪个，就让人把这四幅字都带回北京，让画家们自己挑，看哪个字最配那幅画。
这一招太绝了。
字送回北京后，傅抱石和关山月还有一众专家围在一起，拿着放大镜一个个字地看。最后，大家从这四幅字里，挑出了写得最饱满、最有神采的六个字，把它们拼在一起。
然后，按照比例放大，做成描红，小心翼翼地描到了画上。
这一描，神了。
那龙飞凤舞的六个大字，配上磅礴大气的山水，简直是天作之合。毛主席的书法本来就是豪放派的，跟这幅画的意境简直是绝配。
06
这幅《江山如此多娇》，就这样挂进了人民大会堂。
从那以后，不管是谁，只要走进迎宾厅，第一眼看到的绝对是它。
它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国家的日益强盛。无数外国元首在这幅画前合影，无数国人在这幅画前感叹。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画实在太大了，当时为了把它挂上去，几十个工人喊着号子，用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它弄平整。这幅画，不仅是艺术的奇迹，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后来有人问起这幅画的来历，都会感叹周总理当时的决定。
如果当时周总理真的签了字，这幅画虽然也是佳作，但肯定少了一份那种“浑然天成”的完美。只有毛主席的词，配上毛主席的字，再加上两位大师的画，这才叫真正的“三绝”。
周总理虽然没有在画上留名，但这幅画能成，全是他的功劳。
这幅画如今依然挂在人民大会堂最显眼的位置，每天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
那六个鲜红的大字，虽不是周恩来亲笔所书，但这画里的每一笔每一划，其实都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世上最高明的留名，不是把名字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事情里，刻在人心里。
周总理把名利往外一推，看似是退了一步，实则是让这幅画成了千古绝唱，这份格局，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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