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到1950年初发生在云南的滇南战役。这场仗虽然在解放战争的大格局里不算规模最大，但它直接决定了云南全境的解放，甚至影响到了之后数十年边境地区的态势。
1949年12月，那时候大局其实已经比较明朗了。平津、淮海、渡江这些大仗都打完了，国民党政府已经迁到广州又跑去了重庆，最后退守成都。
但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西康（现在主要属于四川）一带，还盘踞着不少国民党的部队，他们指望着利用西南复杂的地形和漫长的国境线，要么负隅顽抗，要么随时准备溜出国境，要么退到台湾。
云南这个地方特别关键，它和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有山路，有丛林，还有机场（比如蒙自机场），简直就是一条现成的“国际逃生通道”。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49年12月9日，当时的中华民国云南省主席、手里握着兵权的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了。这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云南一丢，西南的屏障就塌了一大半。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他立刻把远在台湾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派到云南，把还听命于中央的第8军和第26军拢在一起，编成第8兵团，让汤尧兼任司令，目标很明确：反攻昆明，干掉卢汉的起义部队，重新控制云南。
于是，从12月15号开始，汤尧指挥这两个军从沾益、宜良向昆明进攻，这就是所谓的“昆明保卫战”的起因。卢汉的起义部队和当地的游击队（滇桂黔边纵队）顶了上去，但同时，卢汉也赶紧向已经进军西南的解放军求援。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接到消息，马上命令正在贵州方向的第五兵团第49师坐汽车紧急驰援。这边援兵风风火火往昆明赶，那边国民党军的进攻却并不算特别顺利，加上他们可能也怕被解放军包了饺子，所以在12月22日左右，听到解放军援兵快到曲靖的消息后，进攻昆明的国民党军就放弃攻城，开始往南撤了。
他们南撤的方向很有讲究，不是乱跑，而是朝着蒙自、个旧、建水、石屏这一片滇南地区集结。为什么是这里？看看地图就明白了，蒙自有机场（蒙自机场），个旧产锡矿有钱，建水、石屏再往南走，就是红河，过了河就是国境线，通往越南和老挝。
汤尧的算盘打得很精：能守则守，守不住就从蒙自坐飞机跑，或者从陆路穿过国境线溜出国。这就像一只被堵在屋子里的老鼠，开始找墙角的洞了。
解放军这边，高层早就看透了这套把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导思想非常清晰，就是“远距离迂回包围”，绝对不能让他们跑掉，特别是不能让他们成群结队地流窜到国外，那会成为长期的边境隐患。
当时，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主力，刚刚结束了广西战役，消灭了白崇禧集团，正可以抽出手来。而二野主力和一野、四野各一部，也在进行成都战役，围歼胡宗南集团。这两个大仗一打，等于把国民党军从东面和北面逃往云南的路都给堵死了，汤尧集团在滇南，真正成了瓮中之鳖，就等着解放军来收网了。
具体的作战任务，落在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头上，兵团司令是大名鼎鼎的陈赓。陈赓将军打仗一向以机动灵活、敢于穿插著称。他的部署充分体现了“迂回包围”的精髓：兵分两路，像一把大钳子。
右路（也叫西路）是主力，由第四兵团第13军（军长周希汉）担任，下辖第37、38、39师。他们的路线是从广西的百色出发，进入云南，经过富宁、砚山、文山，直接插向蒙自和开远。
他们的首要目标，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拿下蒙自机场，把国民党军的“空中走廊”给掐断。想想看，要是机场还在国民党手里，他们的高级军官、重要物资，甚至成建制的部队，都可以靠空运溜走，那仗就白打了。所以这一路是重锤，讲究一个“快”字。
左路（也叫东路）呢，由第四野战军第38军的第114师、第151师，再加上滇桂黔边纵队的第1支队组成。他们的任务更绝，是从广西直接插向云南东南边境，经过富宁后直奔马关、河口、金平。河口和金平是什么地方？那是红河上的重要渡口，是通往越南的陆路咽喉。这一路等于是兜一个大圈子，跑到国民党军的南边，把他们的陆上退路也给堵死。这叫“关门打狗”，门关上了，狗就跑不了了。
另外，云南本地的滇桂黔边纵队其他部队，也奉命在各处积极活动，袭扰国民党军，配合主力作战。
这个计划非常大，也非常大胆。右路要急行军九百多公里，左路也要走五百多公里，而且多是山地丛林，路很难走。但解放军硬是靠着一双腿，在1950年1月1日之后，展开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奔袭。
我当时查资料时就在想，国民党军难道就坐以待毙吗？其实也没有。汤尧到了蒙自后，确实在安排撤退事宜。第26军全部缩到蒙自地区，开始利用蒙自机场拼命往台湾空运高级军官家属和重要物资。为了掩护机场和空运，他们还派了一个团驻扎在蒙自东北的鸣鹫街担任警戒。第8军也有往东挪动的迹象。他们肯定也嗅到了危险，想抢在解放军合围之前，能跑多少跑多少。
奈何解放军的行动之快，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特别是右路的第13军，先头部队第37师，简直是玩了命地赶路。1950年1月13日，他们就出现在了砚山地区，距离蒙自已经不远了。左路的部队也在1月11日控制了河口，把南边的门给关上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悄悄张开。
决定性的时刻在1月15日深夜到来了。第37师的第一梯队，在师长周学义的指挥下，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他们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也不等全部主力到齐，派出一支精干队伍，绕过了国民党军在鸣鹫街的警戒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蒙自机场。
这场夜袭打得非常漂亮，国民党军根本没想到解放军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是直接冲着机场来的。战斗到16日清晨，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停在机场的两架飞机、还有大量没来得及运走的武器弹药和物资，都成了战利品，更关键的是，还俘虏了1200多人。
这一下，国民党军的空中逃路被彻底切断。消息传开，对整个国民党军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机场丢了，意味着坐飞机逃跑的梦想破灭了，只剩下钻山沟、闯边境这一条险路了。
占领机场后，解放军第37、38师主力纷纷赶到，不仅打下了蒙自县城，还回头收拾了鸣鹫街的那个警戒团。与此同时，左路的第114师也攻占了红河上的另一个重要渡口曼耗，歼灭了在那里修桥的国民党军工兵，进一步锁死了陆路通道。
到了1月17、18日，解放军已经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聚集在开远、个旧、建水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形成了钳形攻势。
国民党军彻底乱套了。第26军军长彭佐熙一看机场没了，赶紧带着部队往西边的个旧方向跑，想从那里找路出国。第8兵团司令汤尧和第8军军长曹天戈，则带着兵团部、第8军军部以及第42师、第170师等主力，向南退了一段，发现南边河口方向也被堵了，于是也扭头往西，朝石屏、元江方向跑，企图渡过元江，进入云南西南部的群山之中，再寻机逃往缅甸。
真正的追逐战和歼灭战，这时候才进入高潮。解放军第四兵团下令：不顾一切疲劳，大胆追击，以营、团为单位，多路穿插，哪里有声望就往哪里打，务必全歼。
于是，在滇南的山野道路上，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前面是丢盔弃甲的国民党军大部队在狂奔，后面是分成无数小股的解放军在猛追，两边还有本地边纵部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在堵截、袭扰。战斗变成了无数场小规模的遭遇战、阻击战、追击战。
1月18日至19日，解放军在个旧、鸡街、建水以东地区，追上了国民党军第26军和第8军的部分部队，一顿猛打，歼灭了其大部。第8军有个副军长叫田仲达，在建水以东看看实在跑不掉了，带着2000多人向边纵部队投降了。
而汤尧和曹天戈带着的将近两万人的核心队伍，一路狂奔到了石屏西南的元江东岸。元江水流湍急，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他们的前卫部队第170师和教导师一部侥幸过了桥，但他们过桥后，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有人说可能是怕解放军追上来，也有人说是指挥混乱），竟然没有守住桥头，也没有把桥彻底破坏掉，只是破坏了部分桥板。这就给后面的大部队和解放军都留下了机会。
当汤尧、曹天戈带着兵团部、第42师等主力跑到元江边时，发现桥虽然还在，但很难快速通过，而解放军的追兵已经咬上来了。最先追上来的，是第37师第109团的一个先头营（第2营），他们像一把尖刀，插到了国民党军队伍中间，占领了附近的营盘山制高点，一下子把国民党军的队伍拦腰截断。这下，已经过桥的和没过桥的就被分开了。
后面的故事就充满了戏剧性。没来得及过桥的国民党军教导师主力和第3师一部，眼看突围无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而被截在元江东岸的汤尧、曹天戈等人，被解放军第109团、110团的部队紧紧包围在一个狭小区域里。1月2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国民党军虽然困兽犹斗，组织了几次反扑，但大势已去。
战斗中，出现了令人惊叹的战绩：第109团第2营的一个班，居然在一次战斗中歼灭了800多名国民党军；而第110团的两个连，则在搜捕中，分别活捉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和第8军军长曹天戈。这两个国民党军在滇南的最高指挥官，就这么成了俘虏。据说汤尧被俘时还很不服气，抱怨说“老子是飞机送来的，倒被你们用两条腿追上了”，这话倒是生动地说明了解放军铁脚板的厉害。
元江这一仗，基本上歼灭了汤尧集团的主力、指挥中枢和大部分重装备。但战斗还没完全结束。已经逃过元江的第170师残部、教导师一部，以及一些零散部队，还在继续往西南方向的阿佤山区、西双版纳逃窜。解放军哪能放过他们，立刻分兵继续追。第37师师长周学义和一位副师长各带一部分队伍，在边纵第9支队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开始了更艰苦的追歼。
这一追又是半个月，从元江追到镇沅，再追到澜沧江边。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跑得晕头转向，又饿又累，完全失去了建制和斗志。2月4日，解放军在镇沅西北的崇山峻岭中追上了第170师残部，连夜急行军迂回到他们前面，在勐统附近把他们包围了。到了2月7日，走投无路的第170师师长孙进贤，率残部2400多人投降。与此同时，其他追剿部队和边纵、起义部队也在墨江等地迫降了多股国民党散兵。
最后，到1950年2月16日至19日，解放军追击部队一直打到了中缅边境的南峤（今勐海县一部分），占领了边境重镇打洛，解放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至此，历时近两个月的滇南战役，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回顾一下战果：解放军伤亡700余人，而国民党军被俘2.3万，伤亡3600多，投降4300多，加起来超过3万人。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彻底解放了云南全境，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在西南边境建立根据地或流窜国外的计划。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尾巴”。在元江战役前后，确实有少数国民党军部队成了“漏网之鱼”。其中最著名的一股，是第8军第237师709团的团长李国辉率领的约600多人（也有资料说初期有千人左右，一路损失到六百多）。
他们没有投降，也没有被抓住，而是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一股顽抗的狠劲，硬是从解放军的包围圈缝隙中钻了出去，一路向南，再向西，于1950年3、4月间，逃入了缅甸境内。
在缅甸北部的孟棒，他们与早先从云南撤出的第26军第93师278团残部约800多人（由副团长谭忠带领）会合。这两股加起来约1500人的残兵，就在缅甸、泰国、老挝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扎下了根。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泰缅孤军”或“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的起源。
他们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而战，后来又卷入东南亚复杂的政治局势，其影响一直延续了几十年，成了滇南战役一个意想不到的、长期的历史回响。
从我的角度看，滇南战役是一场极具典型意义的追歼战。它完美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歼灭战”和“连续作战”的原则。解放军凭借高昂的士气、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地形复杂、补给困难、连续行军极度疲劳等重重困难，硬是用两条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轮子（初期）和逃跑的意念。
指挥上，陈赓等将领大胆采取远距离、大范围的迂回包围，钳形攻势清晰有力。战术上，强调“快”和“猛”，敢于以少打多，敢于穿插分割，使国民党军庞大的兵团始终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只能在逃跑和溃散中被一口口吃掉。
反观国民党军，尽管在兵力、装备上并不算绝对劣势（尤其是初期），但内部矛盾重重（中央军与地方部队、不同派系之间），士气低落，毫无战意。指挥官汤尧等人，从奉命反攻昆明开始，就存着“打不赢就跑”的心思，根本没有决死一战的决心。
这种心态决定了他们的行动必然是犹豫、迟缓、保守的。当他们发现精心策划的空中和陆上退路被解放军一一掐断时，心理防线就彻底崩溃了，部队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滇南战役的胜利，彻底关闭了中国大陆上国民党军成建制逃亡国外的大门，为接下来解放西藏、巩固新生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那些流窜出境的残部的后续处理（包括外交交涉和边境斗争），也成为了新中国早期边防工作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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