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本来是中国南京人，1960年出生，从小脑子就好使，学习一路顺风顺水。大学毕业后，她觉得国内机会不够多，就在1989年7月跑到美国雪城大学读社会学博士。
读完博士，她没急着回国，而是留在美国，1998年左右去华盛顿的美国大学当研究员，继续钻研社会科学，尤其中国相关领域。她丈夫薛东华也跟过来，两人还生了个儿子安德鲁，1996年出生的。小日子过得表面上看挺稳当，她经常飞回中国做调研或探亲，利用学者身份接触各种人。
可谁知道，九十年代末她开始变味了。原来她注册了个公司，叫技术业务服务，用盖尔·海特这个化名来操作。公司名义上是做科技贸易，实际上从1998年到2001年，她专门钻美国出口管制的空子，采购高端微处理器。
这些东西不是普通货色，而是能用在航空航天、军用雷达和武器控制系统上的玩意。她瞄准了中国买家，比如国家电子进出口公司和长沙科技学院，一笔笔生意谈下来，总价值超过150万美元。
高瞻用这些钱改善生活，买了大房子，开好车，把儿子送进私立学校上学。她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把国家机密当商品一样倒腾。她丈夫知道一些情况，但两人还是继续这么干。
2000年7月，她公司签了大单，向中国国家电子进出口公司卖80个军用英特尔486 DX2微处理器。这套操作让她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多，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从2000年起就注意到了她公司的交易记录。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也通过李少民的案子挖到她头上。李少民2001年2月25日被抓后，交代了高瞻的角色。她的网就这样一步步收紧了，本来学术路走得好好的，结果利欲熏心，栽进去了。
高瞻干的事，说白了就是一边把中国机密资料卖给台湾地区的情报部门，一边把美国军用芯片倒卖给中国企业，纯粹的双面间谍行为。从1998年起，她就开始情报生意。
每次交易，她都能从中捞到数万美元。1999年，她在美国办公室里浏览供应商目录，选定军用级处理器型号，谈价格签合同。货到手后，发往中国买家，那边用在相关领域。她把情报赚的钱补到芯片生意上，反过来也一样，形成了个循环。
2000年上半年，她情报收集搞得更起劲。飞回大陆，获取更多两岸贸易敏感条款的资料，转手卖掉。台湾那边付钱痛快，她账户余额直线上升。同时在美国，她去科技展会混，联系新供应商，敲定下一批货。夏天，她公司卖出80个军用微处理器给中国国家电子进出口公司。
这单生意价值不小，她继续扩展。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多批处理器出口，总额过百万。情报方面，她在北京获取新一批报告，涉及军事部署细节，卖给台湾后，又赚一笔。她把钱投到美国房产上，生活越来越阔绰。
高瞻的动作越来越大。2001年初，她继续从大陆渠道弄资料，转给李少民。台湾地区军情局需求多，她供货稳。芯片生意也没停，她联系新供应商，讨价还价，货处理好发往中国电子公司。
赚的钱让她家庭条件大变样，开派对穿名牌。但李少民被捕后，情况变了。他供出细节，高瞻还不知道，继续操作。2月，她带家人准备回美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国家安全机关抓了。
两天后，7月26日，她保外就医，被遣返回美国。美国政府施压起了作用。她回国后，媒体围着她转。她接受采访，讲中国的事，丈夫联系人权团体闹。移民局给她家办入籍仪式。
但美国没放过她。联邦调查局掌握了转账和海关记录。2003年11月26日，她在弗吉尼亚联邦法院认罪，承认非法出口管制技术给中国，还逃税。判7个月监禁，没收违法收入。
服刑后，移民局要驱逐她，说威胁国家安全。她上诉，律师辩护。2006年3月20日，移民法官保罗·施密特准许免于遣返。她留在美国，继续过日子。
高瞻案子结束后，她丢了大学工作，低调生活。丈夫上班，儿子上学。她没再公开活动，昔日风光没了。她的例子成了中美间谍案的典型，提醒大家跨国贸易的底线。
高瞻本来有好前途，结果贪钱毁了一切，在两国间成了没人要的角色。她的行为完全自作自受，警示那些想走捷径的人，国家利益不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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