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人口死亡高峰！22年1041万，23年1100万，去年死亡多少？|中国|人口出生率|劳动年龄人口|安宁|死亡高峰|老龄化

前言

2022年，我国死亡人口迎来历史性拐点，首次突破千万大关，精确数字为1041万人；次年即2023年，该指标进一步升至1110万人，刷新历史纪录。

那么，刚刚过去的2024年与2025年，全国死亡规模究竟处于何种水平？在这连续多年高位震荡的死亡数据背后，又蕴含着哪些关乎国计民生、不可忽视的深层逻辑？

揭秘死亡高峰

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本质特征，必须回溯一组由权威渠道发布的连续性统计脉络。2022年被公认为标志性年份——全国死亡人数首次跃上千万级台阶，达1041万人，折合每日离世者约2.85万人，相当于每30秒就有一位国人走完人生旅程。

依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全国死亡人口为1093万人，死亡率定格于7.76‰。相较2023年的7.87‰略有收窄，总量较上年减少17万人。

尽管出现小幅回调，整体仍维持在历史高位区间。仅2022至2024三年间，全国累计死亡人数已达3244万人，体量接近湖北省常住人口总和。而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初正式发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该年度死亡人口再度攀升至1131万人，死亡率同步抬升至8.04‰。

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这一负向指标不仅印证死亡压力持续承压，更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高峰人群整体迈入高龄阶段高度吻合。相关结论已获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例行发布会内容双重确认。

公众普遍关注：为何近年死亡人数呈现集中式上升？答案并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社会危机所致，而是数十年前人口生育周期所埋下的结构性伏笔，在时间推移中集中兑现的结果，属于人口演进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期，我国经历了一轮规模空前的婴儿潮，年均出生人口长期保持在2500万以上。如今，这批群体平均年龄已逾65岁，正大规模步入生命晚期。当如此庞大基数的老龄人口在同一时段进入高死亡风险阶段，死亡人数的阶段性跃升便成为必然现象。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通过建模分析，将该机制精准命名为“死亡队列集聚效应”。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仍在加速：2024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2023年的21.1%提升至22.0%，绝对数量增加超1300万人。

与此同时，新生力量持续萎缩，“逝者众、新生寡”的结构性失衡日益加剧。国家统计局披露，2022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2023年缩至902万人。

2024年虽微幅反弹至954万人，但2025年再度下探，仅为792万人；全年出生率跌至5.63‰，与1131万死亡人口形成悬殊对比。全国总人口较上年净减339万人，人口负增长态势不断深化、加速扩展。

总体判断，我国深度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未来三至五年死亡总量仍将稳居高位平台。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与美国近年来因涉枪暴力激增、阿片类药物滥用泛滥等非自然因素引发的“可避免死亡”上升、人均预期寿命下滑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的死亡高峰，是社会发展成熟度提升、医疗条件改善、寿命普遍延长后的自然结果。

国家早已“排兵布阵”

面对持续承压的死亡规模及其衍生出的医疗资源紧张、养老服务缺口扩大等现实挑战，部分民众难免产生忧虑情绪。但事实上，国家层面早已未雨绸缪、系统谋划，一系列聚焦生命全周期保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正密集落地、纵深推进。

在生命终末阶段关怀领域，财政投入连年加码，安宁疗护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中，全国已建成规范化安宁疗护服务单元超4200个，全面摒弃“无效抢救”惯性思维，倡导“有温度的告别”，助力老年群体在亲属守候与专业照护中实现身心安顿。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由局部试点迈向全国铺开。权威测算显示，2024年底我国失能老年人口已达3500万人左右。

截至2025年一季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人群达1.88亿，累计为260余万名失能人员提供照护支持与费用补偿，切实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有力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序”的现实困局。

当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尚存优化空间。上海、广州等地已率先启动“服务下沉”改革，推动专业力量延伸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病床及居家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实践样板。

针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收缩带来的发展约束，国家主动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系统性变革应对系统性挑战，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路径、注入新动能。

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业长期依托充沛劳动力供给构建竞争优势；如今，适龄劳动人口总量逐年递减，青年劳动力增量趋缓，倒逼产业升级从“被动选择”转为“主动突围”。

近年来，各地制造企业加速拥抱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生产组织方式日趋精益化、柔性化，产业能级在技术跃迁中实现整体跃升，展现出强劲韧性与发展活力。

当前，越来越多工厂部署协作机器人承担装配、搬运、质检等标准化作业，既显著提升单位工时产出效率，又大幅降低对重复性人力的依赖，为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支撑。

此外，围绕农村地区医疗资源薄弱、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偏低等关键短板，国家持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在基层医疗建设方面，定向配置移动CT、远程心电监测等新型设备，强化县域医共体服务能力，着力疏通老年群体“看病远、检查难”的堵点。

在生育支持体系构建方面，多地实施产假延长、育儿津贴按月发放、普惠托育机构建设提速、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布局等组合举措，多维度降低养育成本，切实减轻青年家庭负担，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夯实基础。

多米诺骨牌效应！

人口死亡高峰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统计符号，它如同投入静水的一颗石子，激荡起层层涟漪，触发广泛而深远的社会连锁反应，其影响已深度嵌入每个家庭的日常决策、每座城市的运行肌理、每个行业的兴衰轨迹。

对千千万万普通家庭而言，这种双重挤压感尤为真切：一方面，就业市场竞争白热化，用人单位对复合型技能、跨领域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家长对孩子教育投入持续加码，期待其掌握人工智能应用、健康管理、银发服务等新兴实用本领；

另一方面，高龄、慢病共存老人比例快速上升，照护时间投入、专业服务支出、心理陪伴成本同步攀升，已成为中年群体肩头最沉重的现实担子。

教育行业首当其冲，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直接传导至学龄人口萎缩。全国民办学校数量连续三年呈收缩态势，其中民办幼儿园关停尤为突出，2023年单年减少12544所，创历史之最。

生源持续流失导致大量民办院校关闭停办，一线教师面临岗位调整、能力重塑甚至职业转型，教育生态正在经历深刻重构。房地产市场亦同步承压，作为购房主力军的25—35岁群体规模持续缩减，刚性需求增长乏力，多地新房去化周期拉长，开发商资金周转压力陡增。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新课题：空巢老人数量快速增长，独居、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料需求井喷，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助餐点、上门巡访等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在广袤乡村，留守老人比例持续走高，不少老人独居生活，突发疾病难以及时送医、日常起居缺乏照应。

城市养老资源同样吃紧：优质养老机构排队等候周期动辄数年，月均费用普遍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三分之一，许多年轻人陷入“想生不敢生、想养无力养”的两难境地，高强度工作节奏叠加高昂育儿成本，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释放。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连续11年下降，企业普遍反映熟练技工招不到、一线普工留不住、用工成本年均上涨超6%。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部分企业被迫外迁或转向自动化替代。

当前，全国抚养比已升至每2.1名劳动人口需负担1名非劳动人口。这一变化不仅加重家庭经济与照护双重负担，更对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构成中长期考验，亟需系统施策、协同破题。

但挑战之中蕴藏重大机遇。高龄群体对健康干预、功能维持、精神慰藉、尊严照护的旺盛需求，正催生蓬勃发展的“长寿经济”新蓝海。

智慧养老解决方案、适老化改造工程、老年康复器械、认知障碍干预服务、老年文旅研学等细分赛道加速扩容，既为宏观经济拓展新增长极，也为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再就业群体提供大量专业化、技能型就业岗位，有效拓宽就业渠道。

值得强调的是，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近年死亡率上升主要源于可预防性社会风险，而我国死亡高峰恰与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并行不悖——2024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79岁，较2010年提高3.4岁。这种“高寿型”死亡峰值，本质上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完善、慢性病管理能力增强、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综合体现，是文明进步的积极信号。

结尾

人口死亡高峰，是我国未来五至十年不可回避的结构性现实，它不是骤然降临的突发事件，而是人口发展长周期演进的自然结果，更是社会整体福祉提升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