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受到‘全国文人’追捧的‘蝶恋花’，没有一句是通的！”
1959年3月11日，美国纽约，前北大校长胡适在日记本上狠狠写下了这句话。他当时手里拿的，正是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
谁也没想到，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旗手，也是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图书馆时的“老师”，竟然会在几十年后，对着昔日学生的刷屏爆款作品，给出了如此不留情面的差评。
这仅仅是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吗？还是说，这两个在那年已经彻底分道扬镳的巨人，把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都发泄在了这一个小小的韵脚里？
01
这事儿还得从1957年说起。
那一年的1月，北京那边出了一本叫《诗刊》的杂志，创刊号上破天荒地一下子登了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这事儿在当时可是个大新闻，以前大家只知道毛主席打仗厉害，治国有一套，谁能想到这笔杆子底下的功夫，也是气吞山河。
特别是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那句子一出来，简直就是重磅炸弹。“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词儿写得太有感情了。那是写给他牺牲的妻子杨开慧的，也是写给战友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的。
老百姓读了是什么感觉？
心里那个酸楚和激昂交织在一起，眼泪那是止不住地往下流。这首词迅速被谱了曲，变成了评弹，在大街小巷传唱，那真的是做到了家喻户晓。
但这股热潮飘洋过海，传到了美国纽约，传到了胡适的耳朵里，味道就全变了。
那是1959年的3月，胡适这个时候已经卸任了所谓的“驻美大使”很多年了，就在纽约当个寓公，平时也就是搞搞考据，写写日记，日子过得挺冷清。
那天，他拿到了一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这书在当时很难得，胡适估计也是戴着老花镜，翻来覆去地看。
当他翻到这首被国内捧上天的《蝶恋花》时，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他在当天的日记里，那是毫不客气，直接开喷。他先是把这首词工工整整抄了一遍，然后笔锋一转，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评语：“没有一句是通顺的！”
你说这就奇怪了。
在国内，那是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怎么到了胡适这儿，就成了狗屁不通了？
胡适这人，咱们都知道，一辈子讲究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这么骂，肯定不是随口乱喷，他有他的理由。
他指出来的毛病，不是别的，正是他最擅长的——格律。
02
咱们得掰扯掰扯这个“格律”是个啥玩意儿。
胡适在日记里是这么分析的：你这个词牌叫《蝶恋花》，按老祖宗的规矩，这个词牌对韵脚的要求那是相当严格的，上下阕必须属于同一个韵部。
咱们来看看毛主席这首词的韵脚。
上阕用的是：杨、飏、九、有、酒。这些字，在古韵书里，属于“有”韵。
下阕用的是：袖、舞、虎、雨。
问题就出在这下阕这几个字上。胡适那是拿放大镜看的，他指出“舞、虎、雨”这几个字，在古韵里属于“麌”韵。
在宋词的严格规矩里，“有”韵和“麌”韵是不能混着用的。
也就是说，按宋朝人的标准，毛泽东这首词“出韵”了，犯规了。
所以胡适才敢在日记里下那个结论：这哪是填词啊，连基本的平仄押韵都没搞清楚，简直就是乱来。
你看，胡适这就是典型的学院派思维，甚至可以说有点“书呆子”气。
他拿着几百年前的死规矩，去套现代人的活感情。
这就好比什么呢？
好比现在有个摇滚歌手，在舞台上撕心裂肺地唱了一首神曲，台下几万观众听得热血沸腾，眼泪哗哗的。
这时候，台底下站起来一个音乐学院的老教授，拿着节拍器和乐理书说：
胡适在日记里写这句批评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可能全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但他唯独忘了，诗词这东西，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是用来凑韵脚的，还是用来表达感情的？
《蝶恋花》之所以能火，能让那么多人感动，靠的是那一句“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深情，靠的是“忽报人间曾伏虎”的豪气。
老百姓才不管你是什么“有”韵还是“麌”韵，大家只听到了那里面对革命烈士的痛惜，对爱人的思念。
但在胡适眼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犯规了。
03
其实吧，胡适这么激动，也不光是因为一首词。
这日记本里藏着的，还有两个人长达四十年的恩怨。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回到1918年的北京。
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那是新文化的中心。37岁的胡适，是北大最年轻、最风光的教授，那是留洋回来的博士，拿着每个月280块大洋的巨额工资，出门都有人捧着。
而那时候的毛泽东呢？
是一个刚刚从湖南来到北京的穷学生，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个差事，当助理员。
干啥活呢？就是整理整理报纸，登记一下借阅人的名字。
工资多少？一个月8块大洋。
这差距，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那时候的毛泽东，对胡适那是相当崇拜的。
他读过《新青年》，看过胡适的文章，觉得胡适提倡的白话文、新文化，简直就是黑暗里的一盏灯。
甚至有记载说，毛泽东还专门去旁听过胡适的课。为了能跟胡适说上几句话，他有时候会趁着胡适来图书馆的时候，主动上去搭讪，请教几个问题。
那时候的胡适，可能也就是礼貌性地点点头，或者简单回两句。毕竟在他眼里，这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不过是图书馆里千千万万个普通职员中的一个。
但毛泽东是真把胡适当老师看的。
他后来回到湖南，创办《湘江评论》，搞“新民学会”，很多路子其实都受了胡适的影响。胡适当时也还算够意思，还在《每周评论》上专门夸过毛泽东办的报纸，说这一期的《湘江评论》不仅是湖南的，而且是全中国的。
这大概是两人关系最蜜月的一段时期了。
可是，路走着走着，两个人就不一样了。
这就像是两条原本在一个车站相遇的火车，短暂的交集之后，就要奔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胡适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信奉的是改良，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他觉得中国的问题得一点点修补，不能急，得靠教育，靠学术。
毛泽东不这么想。
他在北京看了个遍，看透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他觉得这房子地基都烂透了，光修窗户补瓦片有啥用？得拆了重盖！
所以，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一分，就是天壤之别。
04
到了1945年，那是抗战胜利的时候。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是拥有百万大军的中共领袖，一个是国民党那边的座上宾。
虽然两人没见着面，但毛泽东心里还是记挂着这位“老朋友”的。
据说当时有人给胡适带话，说延安那边对胡适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只要胡适先生愿意留下，将来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就是给他留的。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诚意了。
你想想，北京图书馆馆长，那是给文人最高的礼遇之一，也算是圆了当年两人在图书馆的那段缘分。
可胡适是怎么反应的呢？
他当时已经铁了心要跟着蒋介石走了。他对自己那套自由主义理论那是迷之自信，觉得跟着共产党走，就没有他想要的那个“自由”了。
1948年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
那时候，南京那边派了专机来接胡适。胡适走的时候那叫一个仓促，连很多书都没来得及带，但他还是走了。
他选择了离开大陆，先去美国，后来去了台湾。
这一走，就彻底断了他和这片土地的联系，也断了他和毛泽东之间最后一点情分。
所以你再看1959年他在日记里骂《蝶恋花》这个事儿，那味道就不对了。
那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在批评一首词的格律，那更像是一个失败者在发泄心里的憋屈。
他眼看着自己当年看不上的那个“图书馆助理员”，现在成了新中国的领袖，受万民敬仰。
他眼看着自己推崇的那套改良主义理论，在中国彻底没了市场，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看毛泽东的东西，那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别说这首词确实有点“出韵”的小毛病，就算毛泽东写得天衣无缝，估计胡适也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他骂的是韵脚吗？
他骂的是那个让他无法理解、又无法接受的新时代。
05
但是，胡适有一点是真的没想到。
他以为毛泽东是“不懂”格律，是“水平不行”。
但他太小看毛泽东了。
毛泽东那是熟读二十四史、古文功底深不可测的人。他能不知道“有”韵和“麌”韵在宋词里不能通押？
事实上，毛泽东早就对这个问题有过回应，而且回应得那是相当霸气。
就在这首词发表后不久，大概是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在给自己诗词做注释的时候，专门提到了这首《蝶恋花》。
他是这么写的：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这句话太有分量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两句韵脚不一样，我知道按古人的死规矩这是“出韵”。
但是，老子不改。
为什么不改？
因为“意”到了。
为了表达我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思念，为了表达那种“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悲壮气势，我不能为了凑那个该死的韵脚，把我的感情给改没了！
如果为了合韵，把“舞”改成别的字，把“虎”改成别的字，那这首词的魂就没了。
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不以辞害意”。
真正的大家，是驾驭文字的，而不是被文字驾驭的。
胡适是在“填”词，他是拿着模子往里套，生怕多出一块少出一块。
毛泽东是在“写”词，他是让文字为情感服务，为气势让路。
在真正磅礴的革命情感面前，那点死板的格律规矩，算个什么东西？
工具不顺手，那就把工具改了，哪能让活人被尿憋死？
而且，胡适在日记里还提到了另一首诗，《七律长征》。
他对这首诗的评价也不高，甚至还觉得毛泽东那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写得太夸张了。
他说：五岭那么大的山，怎么能叫细浪呢？这也太不通了。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胡适这一辈子，也就是在书斋里做做学问，最远也就是坐着飞机跨跨洋，喝喝咖啡。
他哪知道长征的苦？他哪知道红军战士是用双脚丈量过那两万五千里的？
在翻越了雪山草地的毛泽东眼里，站在那个精神的高地上，回头看那巍峨的五岭，可不就是像细小的波浪一样吗？
这叫革命浪漫主义，这叫气吞山河的胸襟。
胡适拿着显微镜去抠字眼，当然看不懂这种望远镜里的风景。
这就是维度的差异。
一个是在平原上修剪花草的园丁，看着手里那把剪刀，生怕剪歪了一毫米。
一个是在高原上指点江山的巨人，大手一挥，就是一片新天地。
园丁笑话巨人说：你看你那裤腿上全是泥，真不讲究。
巨人根本听不见，因为他的目光，早就看向了更远的未来。
胡适到死都守着他那套“严谨”的学术规矩，觉得这才是文人的体面。
可他忘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好的作品，从来不是因为遵守了哪条死规矩才流传千古的。
李白的诗也不怎么讲究格律，苏轼的词也经常“出韵”，但谁敢说他们写得不好？
因为他们写的是人心，写的是人性，写的是那个时代的真情实感。
胡适的日记，现在除了专门搞研究的老学究，没几个人会去翻。
但是毛泽东的《蝶恋花》，依然挂在寻常百姓家的墙上，依然印在孩子的课本里。
当人们读到“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时候，依然会被那份超越了时空的深情所打动。
这就够了。
胡适在美国的公寓里，守着他的日记本过完了最后几年，孤孤单单。
而他批评的那个“不懂格律”的人，带着一个崭新的中国，大步流星地走了下去。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讽刺，也最真实的地方吧。
胡适这一辈子，文章写了不少，书也读了不少，可惜啊，到最后也没活通透。
他死死抱住那个所谓的“学术标准”，以为那是真理。
结果呢？1962年，他在台北的一个酒会上，讲着讲着话，心脏病发作，倒下去就再也没起来，终年71岁。
他那个日记本里的碎碎念，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旧时代文人，对着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发出的一声没人听得见的哼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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