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那个春天，在西北边陲的伊犁和塔城，出现了一幕让人瞠目结舌的景象。
那时候驻守边关的战士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并没有千军万马的敌袭，反倒是有六万多名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
他们拖儿带女，赶着自家牲口，汇聚成一股挡不住的人流，发了疯似地往苏联那边涌去。
这场惊天动地的大逃亡，没日没夜地持续了整整三天。
再看对面，苏联人那边早就摆好了阵势。
带刺的铁丝网被剪开了好几个大口子，白天大喇叭里喊着让人心动的甜言蜜语，到了晚上，探照灯把路照得通亮，甚至连大卡车都备好了几百辆，专门负责接人。
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领头搞这出闹剧的，居然是两位肩膀上扛着金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火速传到了北京。
照理说，现役将军带头叛变，这可是捅破天的大事。
按照部队的规矩，封锁边境、抓捕叛徒是天经地义的。
当时坐镇新疆军区的司令员王恩茂，手里握着重兵，只要上头点个头，这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阻击战。
可偏偏中南海传来的指令，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毛主席听完汇报，反应异常平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人家既然要把手伸过来，咱也没招。
心都走了，人就别强留了。
我就不信那边真是极乐世界。
周总理在一旁接了话茬：还有些人正犹豫呢，是不是得做做思想工作？
主席摆了摆手：想走的，咱们欢送！
不开枪，不设卡，甚至还要“欢送”。
这不仅仅是大国领袖的气度，更是一盘算到了几十年后的政治大棋。
那两个带头跑路的少将里，有个叫祖农·太也夫的。
说实话，这人要是不走，在国内那是相当吃得开。
他是维吾尔族，1919年生人。
早在1944年，他就是新疆“三区革命”里的风云人物，那是跟国民党军队真刀真枪拼过命的硬茬子。
想当年，他年轻气盛，手底下管着一万五千人的民族军，后来配合大部队进驻新疆，那是立过汗马功劳的。
1955年全军授衔的时候，他才36岁就挂上了少将军衔，胸前别着一级解放勋章。
在讲究资历的部队里，这么年轻就能跻身将官行列，那前途简直是一片光明。
组织上对他也真是没得说，待遇给到了顶格。
考虑到他汉话不流利，专门给他配了个高水平的汉族翻译。
有个叫戴庆媛的女翻译，对那段日子记得特别清。
她是1955年被调到祖农身边的。
那时候的祖农，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他就喜欢叼着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用维语口述，戴庆媛就在旁边敲打字机，一句句翻译记录。
祖农干活挺细致，每句话都得反复琢磨。
他对身边的汉族同事也挺放心，戴庆媛这一干就是三年。
那几年，祖农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顺风顺水。
他是国家的功臣，是民族团结的活招牌，更是位高权重的将军。
谁能想到，这才过了没几年，他居然会调转枪口，对着栽培他的国家反咬一口。
这是图啥呢？
这事儿还得从北边那个“老大哥”说起。
60年代初，中苏两家闹掰了。
以前的“老大哥”翻脸不认人，成了最大的威胁。
他们撤专家、撕合同，甚至想把新疆变成第二个蒙古，当成他们的缓冲区。
苏联人在新疆的手伸得太长了。
他们利用历史上的民族瓜葛，到处发那种“侨民证”。
赶巧1962年新疆遭了灾，老百姓肚子填不饱。
苏联人眼贼，瞅准了这个空档。
特工们像耗子一样钻进伊犁、阿勒泰这些地方，到处在那儿吹牛皮：“苏联那边面包牛奶堆成山”、“过去躺着都有钱拿”。
这话对于正饿着肚子的老百姓来说，那诱惑力简直没法挡。
光靠嘴皮子吹还不够，苏联人还得找几只“领头羊”。
于是，他们就盯上了祖农·太也夫，还有另一位伊犁军区的司令员马儿果夫·伊斯哈科夫。
这两个人，虽然官当得不小，但在那个节骨眼上，面对中苏交恶的大环境，心里的算盘珠子开始乱拨了。
苏联特工给他们画了大饼，许诺了高官厚禄。
两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不但决定自己溜，还想把动静搞大，故意给中国政府难堪。
他们打着“下乡视察”的幌子，利用自己的老面子，挨家挨户地煽风点火。
“跟着我走，去那边享福。”
这话从一位解放军少将嘴里说出来，那杀伤力对普通牧民来说简直是核弹级的。
这下子，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伊宁、霍尔果斯口岸，人挤人，人挨人。
有的县城，一夜之间跑得就剩几百号人，县委书记那是真成了光杆司令。
面对这种烂摊子，北京那边为啥非要开绿灯？
这里头，主席算了两笔账。
头一笔是“人命账”。
真要动了枪，倒下的会是谁？
那是几万名被忽悠的老百姓。
一旦见了血，性质就全变了。
苏联人正愁找不到借口插手呢，解放军要是敢开火，他们立马就能在国际上把中国抹黑成“刽子手”，搞不好还会以此为借口直接出兵。
那会儿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西边要是再打起来，那后果谁都担不起。
第二笔是“时间账”。
主席那句“我就不相信那边是天堂”，把苏联那套东西看得透透的。
他赌的就是时间。
靠谎言堆出来的“天堂”，早晚得露馅。
所以，他拍板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挺“窝囊”的决定：不拦着，想走的尽管走。
周总理做得更绝，不但不拦，还让人把这些叛逃军官的档案都整理好了，让他们打包带走。
那意思就是：既然要断，咱就断个干净。
祖农·太也夫和马儿果夫走了。
他们带走了几十个校官尉官，带走了几万边民。
他们以为奔向了自由富贵。
可事实证明，伟人的眼光，直接穿透了三十年的迷雾。
这些人到了那边，根本没过上当初承诺的好日子。
苏联当局压根就不信任他们，把他们当成“不稳定的外来户”，好多人被强行打散，发配到中亚的穷乡僻壤去干苦力。
至于什么“面包牛奶”，等到后来苏联经济不行的时候，也变成了无休止的排队和凭票供应。
祖农·太也夫的晚年是在阿拉木图度过的。
命是保住了，一直活到了1988年。
可他这辈子，再也没能踏上故土一步。
最讽刺的一幕，出现在1991年。
那是“伊塔事件”过去的第29个年头。
曾经那个诱惑他们叛逃的庞大帝国——苏联，哗啦一下塌了。
而他们曾经背弃的中国，正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蹭蹭地往上窜。
边境线上又一次挤满了人。
这一回，不是往外跑，而是拼了命想往里回。
不少当年跑出去的人，聚在口岸，举着牌子，喊着“我是中国人”，哭着喊着要回来。
可是，历史从来不卖后悔药。
中国的武警战士像钉子一样守在国门线上，冷冷地拒绝了他们的入境请求。
国籍这东西，不是公共汽车票，撕了还能再补。
当年处理这事的王恩茂将军，后来总结的时候说了句特有水平的话：“表面上看是人家煽动，其实根子上是我们经济不如人家，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靠铁丝网哪能拦得住人心，靠枪炮也留不住人。
真正能把人留住的，是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是国家腰杆子硬。
毛主席当年说：“过个二三十年，大伙儿就明白了。”
三十年后，看着苏联解体那一地鸡毛，再看看边境线上那些渴望回家的眼神，这无疑是对当年那个决策最完美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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