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皖南事变，不少熟悉党史的朋友都能聊几句，大部分人都默认是黄桥战役把国民党逼急了，才会有后来茂林的伏击。可很少有人知道，真要论直接导火索，有一场离事变更近的战役才更贴切，这场仗连不少资深党史迷都没听过，当年还满是争议。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泾县茂林设下埋伏，突袭了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九千多名将士，大半牺牲或者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老蒋从围剿红军开始，就从来没放下过反共的心思，哪怕日本人已经打进东三省、染指华北，他还是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念头不放。西安事变之后迫不得已合作抗日，给我们的编制卡得严严实实，后勤补给也天天卡脖子，一点都不手软。
正面战场稍微喘过一口气，他立马调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把陕北围得密不透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没了亡国危机，迫不及待就把刀口转向了自己人。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直接把“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摆到了台面上，全国各地的摩擦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山东发生太河惨案，一百多名路过的八路军被埋伏杀害，接下来就把矛头对准了新四军。
他们先是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又在江西安徽屯了大量兵力，三面包围皖南军部，还放话要是新四军敢扩大发展，就停发军费直接动武。后来又发了“皓电”，强令我们开到黄河以北，摆明了就是想配合日伪军夹击我们。
1940年11月，国民党已经制定好武力解决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计划，就等着时机成熟动手。说白了，老蒋早就铁了心要打压南方的我们，不管有没有黄桥之战、曹甸之战，皖南事变早晚都会发生，这是他反共的既定方针，躲都躲不掉。
黄桥之战本身就是韩德勤步步紧逼逼出来的，他放话要把陈毅粟裕赶到长江喂鱼，我们都主动让出姜堰这种战略要地了，他还是不依不饶。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还手，纯粹是自卫反击，错根本不在我们。
真要给皖南事变找个直接导火索，那就得是1940年11月末到12月中旬打的曹甸战役，就像一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各方都准黄桥打完之后，国共两边的气氛已经绷到了临界点，老蒋马上派汤恩伯、李品仙带着13个师往皖东淮北压过来，当时中原局的压力可想而知。那会皖东和淮北两块根据地还被隔开，我军兵力也不算充足，真打起来太吃亏。
备好了，就差一个摆上台面的由头。刘少奇琢磨着，得把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调过来会师，再打通两块根据地的连接，这样两部能互相照应，安全得多。横在两块根据地中间的，正好是黄桥战败后退守曹甸的韩德勤部。
刘少奇把打曹甸的想法上报中央，毛主席当时就捏了一把汗。那会周总理还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真打起来出点意外，后果谁都担不住。而且韩德勤是顾祝同的嫡系，是顾祝同压箱底的家底，黄桥已经打残了韩德勤，再打曹甸，顾祝同肯定跟我们拼命。
之前黄桥打完，顾祝同虽然心疼家底，但是也怕我们接着打韩德勤，老蒋再三催他进攻皖南新四军，他都迟迟没动手。他把部队调到皖南，其实就是跟我们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你不碰我家底，我不碰你皖南，互相都有忌惮。
毛主席本来想让刘少奇别打，还一个劲催项英赶紧带皖南部队北撤，可项英一直迟迟不动，汤恩伯李品仙的部队越围越近，刘少奇说不打已经不行了。主席没办法只能同意，还特意叮嘱，别打死韩德勤，也别占兴化，只要打通连接就行。
开作战部署会的时候，黄克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说反摩擦作战本来没问题，黄桥是自卫反击，我们占理，现在主动打曹甸，纯粹是给别人送口实，显得我们咄咄逼人。
他还说，苏北现在情况复杂，土匪汉奸到处都是，老百姓还对日伪军有恐惧，我们应该先把根据地建设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再收拾韩德勤也不晚。而且韩德勤是国民党正经的苏鲁战区副总司令，贸然主动进攻，政治上太被动。
这话现在看真的太有远见了，可惜当时刘少奇陈毅都打定主意要打，没听进去黄克诚的劝。本来以为能像黄桥一样顺风顺水，结果韩德勤被打怕了，在曹甸修满了碉堡暗堡地堡，周围全是沟渠，易守难攻。
我军本来就缺攻坚的重武器，打了好几天也没啃下来，最后只能顶着压力撤了出来，也没达成原定的战役目标。
这场仗打完为啥没几个人知道呢？一来是这场仗本身争议就很大，战后开总结会，刘少奇陈毅都批评黄克诚“畏战”，还撤了他兼任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
连当时的领导人都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后世很多官方史料也就没过多讨论这场仗的对错和影响，没怎么宣传，知名度自然就低。
二来也很现实，黄桥是自卫反击，我们占理，怎么宣传都没问题。曹甸是主动进攻，哪怕真的是形势所迫，打胜了都不好过度宣传，更何况还没打赢，自然就很少被人提起了。
从时间上看，曹甸战役离皖南事变更近，从利害关系上看，打曹甸直接打破了之前顾祝同和我们的平衡，顾祝同没了忌惮，自然就放开手打皖南新四军了。这么看，说曹甸是皖南事变的真正导火索，真的比黄桥战役贴切太多。
回头看这段历史，真的不得不服黄克诚，平时不声不响不抢风头，看问题的战略眼光真的毒，能评上大将军衔，真的是实至名归。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皖南事变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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