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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6年的秋天，保罗·基廷坐在收音机麦克风前，说出了一个让整个澳大利亚从自满中惊醒的词组：
香蕉共和国！
那时的澳元正在跳水，但真正跳水的其实是这个国家的信心。基廷告诉人民，如果不打破那个高成本、封闭、靠保护主义支撑的旧模式，我们将沦为那个只配出口香蕉的潦倒国度。
在随后的四十年里，澳大利亚确实经历了一场经济革命。
政府瘦身、国企私有化、关税砍掉、工资松绑、竞争引入。我们建起了那个后来被称为“澳大利亚模式”的东西，并为此骄傲了很久。
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即将迎来那个纪念日，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像鬼魂一样在堪培拉的走廊里游荡：我们是不是又爬回了原点？
答案藏在数字里，藏在预算表里，藏在一个个打着“改革”旗号的政策里。温水煮青蛙，水温刚刚好。
那个无底洞的名字
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四个字母曾经代表着文明社会的良心。为真正需要帮助的残疾人提供一个体面、高效、有针对性的支持体系——这有什么错？
错就错在，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无上限福利项目。
占GDP的3%，增长速度跑赢了经济本身，没有收入审查，没有共同支付，甚至不需要公民身份。
当政府沾沾自喜地宣布NDIS的增速“放缓”至略高于GDP时，他们仿佛在宣称自己拯救了这个计划。
可问题是，谁把它推到悬崖边的？
NDIS的问题不只是钱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我们对福利这件事的整个态度发生了倒车。
曾经，两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福利必须定额配给，必须有针对性，必须与责任挂钩。
现在呢？
两大政党争先恐后地拥抱一个恰恰相反的模式。
NDIS已经成了我们曾经发誓要避免的那种福利扩张的样板。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其他领域正排着队准备效仿。
更妙的是，政客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工具：既然无法控制支出的规模，那就控制支出的定义。预算文件早已不是曾经的财政权威记录，而变成了一堆预算外工具和投资基金的迷宫。
代价
澳大利亚正在巩固那条通往欧洲式福利国家的道路。然后事实的结果就是政府不断的破产。
同时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周四发布了一份报告：联邦和州政府的联合支出已经占到GDP的38%，未来40年里，各州政府支出将占增长的三分之二，到2035年，政府支出将突破GDP的40%。
新州、维州、昆州这三个最大的州，合计现金赤字422亿澳元，超过了联邦政府的367亿。
这是二战以来最高的支出水平（除了疫情那个特殊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周发出了警告：联邦政府可能不得不出手救助各州。政府总债务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经合组织中最低的水平，爬升到2023年的第25位（共42国）。
到2028年，合并净债务将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点。
而与此同时，其人口老龄化正在把这一切推向更深的深渊。到2065年，超过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将年满75岁。
医疗支出、老年护理、残疾人服务——这些都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
问题在于，当其他经历过同样趋势的国家用更少的钱办到了类似的事，为什么澳洲不能？
屁股决定脑袋
这就引出了整场闹剧的核心演员：那些坐在议会大厦里，每天为我们的未来做决定的先生女士们。
你可能会以为，面对如此清晰的财政红线，他们应该拿出点当年的勇气。减开支，增税收，结构性改革——总得选一样。但现实是，他们选择了最舒适的那个选项：继续花钱，继续借钱，然后把问题踢给下一届政府，或者下一代澳大利亚人。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有句名言：“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只是不知道做完之后怎样才能再次当选。”这句话放在今天的澳大利亚，简直是量身定做。
财政部长最近拒绝了反对党提出的两党合作控制支出的提议。理由？反对党领袖在经济问题上没有资格。这是一种奇妙的逻辑：因为你过去没做好，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和你一起做正确的事。
另一边，财政部长在被问及如何支付公务员涨薪时，展现出了教科书级别的太极功夫：“五月份的预算里你会看到所有决定。”
当被追问是否计划裁减那支已经膨胀了31%的公务员队伍时，他的回答同样精彩：“任何预算更新都将在五月份的预算中提供。”这是拖延的艺术啊！
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从2022年工党上台时的140861人，膨胀到2025年中期的184442人。31%的增长。而财政部长明确表示，她没有缩减规模的打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么继续借钱发工资，要么提高税收，或者两者一起上。
议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是，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8年前的略低于11%，上升到现在的12.4%，到2035年将达到14.5%。
翻译一下：你们，纳税人，准备掏更多钱吧。
从“香蕉共和国”到“欧洲病”？
基廷当年的警告之所以能唤醒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刺耳的词汇，更是因为在那华丽的辞藻背后，有一个连贯而令人信服的方案。
一个信任市场、限制政府、赋权民众的方案。
今天的政客们缺少的正是这个。他们不缺数据，不缺报告，不缺顾问。报告就在桌上，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数字就在屏幕上，IMF的警告已经登上了报纸。
但他们缺的是那个“做完之后如何才能再次当选”的答案。
于是他们选择了那条阻力最小的路：继续发钱，继续补贴，继续用纳税人的钱买选民的欢心。
从收入调查式的现金补贴，转向欧洲式的普惠服务——这是过去二十年的趋势。
经济学家们对此提出质疑：花了这么多钱，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到底改善了没有？医疗支出大幅增加，但健康预期寿命只增加了2.5年。拨款涌入学校，结果澳大利亚学生在国际测试中的成绩反而下滑了。
这不是说这些钱不该花，而是说：如果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看不到效果，那为什么不干脆把钱烧了取暖？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政府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税收越来越高，增长越来越慢。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住房买不起、税收交不完、福利轮不到的未来。
而那些本该为他们着想的政客们，正忙着在五月的预算里藏起真正的账本，在议会的走廊里打太极，在两党之间踢皮球。
西太平洋银行和墨尔本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澳大利亚经济活动领先指数的增长率从0.44%下滑到了0.02%。经济学家说，2026年的经济很可能再次呈现“时好时坏”的特征。时好时坏，多体面的说法。
换成大白话就是：不死不活，凑合过呗。
结语
当那个纪念日来临，香蕉共和国的幽灵其实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从封闭的保护主义，变成了开放的福利主义。四十年前我们担心的是被世界抛弃，四十年后我们担心的是被自己拖垮。
基廷说过，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入不敷出。这句话当时是对的，现在依然是对的。唯一的区别是，当时的政客有勇气面对这个现实，而今天的政客更擅长假装这个现实不存在。
温水还在加热，青蛙们还在开会。会议议程上，永远是那个无需回答的核心问题：我们都该怎么做，只是做完之后，如何才能再次当选？五月的预算会给我们一部分答案。但真正的答案，可能要等到这锅水彻底烧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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