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说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这二十个字评语，用在蒋介石身上同样合适，我们看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平津战役）》，就会发现老蒋的格局，比袁绍也大不了多少。
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少将处长王克峻（也有史料写成王克俊，但在北平起义的这位和跟随郭汝瑰起义的那位二十一军中将军长不是同一个人）写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第四兵团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黄剑夫写了《从康庄突围到北平接受和平改编》，第九十二军中将军长黄翔《第九十二军在北平和平起义经过》，这两位起义少将和一位起义中将在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一件事：数十万大军和两个战略要地都丢了，老蒋怎么只惦记那五十挺轻机枪？
平津战役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并称三大战役，但平津战役并不像其他两大战役打得那么激烈，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是打下来的，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五十二万国民党军被歼灭和改编，老蒋失去了北平和天津两个战略要地，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傅作义和平起义前，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向老蒋通报了自己的打算，并表示老蒋的嫡系去留随意，自己绝不阻拦。
老蒋知道北平和平起义已经成定局，既然西瓜已经丢掉，他能捡几粒芝麻也聊胜于无，王克峻回忆：“蒋介石无计可施，最后于一月十六日晚，给傅来了一电，大意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十七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看了老蒋的电报，真有一点哭笑不得的感觉，王克峻询问如何复电，傅作义踱着步笑而不答，王克峻心领神会，直接从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取了一张便条纸，草拟了一个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文，在复述蒋电的内容之后，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
傅作义看了之后表示为保密起见，还是用王克峻的名义发好，于是王克峻把电文上款改成“周北峰兄请转平津前线司令部”，落款改为“弟王明德”：“改后傅先生看过笑了笑，手略挥了一下，示意‘可发’，我当即交机要室译发。十七日，正是邓宝珊等人陪苏静同志进城的那天，我和崔载之正在德胜门外躺在壕沟中候接的时候，果然飞机来了，接着城外对天坛的炮轰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飞机始终未能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最后企图飞机运走这个嫡系精锐兵团及装备的梦想。”
北平和谈联络人杜任之也证实了王克峻的说法：“蒋介石来电了，要傅作义空运走石觉和李文的部队。傅此时虽已决心和谈，但因还未谈妥，不便正面抗命，即秘密通过李炳泉的电台通知解放军向城内天坛机场发炮来阻止。这时城工部也布置地下工作同志观察了炮弹射击点的差距，从秘密电台通知城外解放军做了校正。这样，就阻止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南逃。”
大规模撤走人员装备已经不可能，老蒋“退而求其次”，直接给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发电报，石觉在和平起义协定宣布的第二天晚上，打电话喊来了第九十二军中将军长黄翔：“领袖的指示：为了保存一部分战斗力，要各师连夜选拔连以上优秀军官五十人，携带轻机关枪五十挺，于明晨六时前在东单机场集合，乘飞机到南京去。”
老蒋在给石觉的电文中特别强调每个师要挑选五十挺轻机枪带上飞机，也不知道有没有算过这笔账：捷克式轻机枪空枪重量二十多斤，加上弹匣弹药，怎么也得有三十斤，飞机运力有限，要是不带五十挺轻机枪，就能多带十个人，老蒋可能是觉得机枪比人重要，所以要求每个逃离的人都带一挺。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老蒋其实并不缺枪支弹药，五十挺轻机枪对他来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他宁可把有限的载重用来运送轻机枪，也没想过多让几个他的嫡系逃出，这笔账，老蒋还真是“抓小放大”！
黄翔原本是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的部下，而且早就跟侯镜如表示过起义的想法，当然不会跟石觉一起离开，所以就以部队主力不在城内，加上城外都是解放军，夜间行动困难很多，临时抽调，时间上来不及为理由，要求晚一天再走，石觉和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等不及，就带着第十三、第十六、第九十四各军和第三十一军二〇五师的团长以上的军官坐着两架飞机逃到南京去了，黄翔的第九十二军的军官一个都没跟着石觉李文走。
黄翔和王克峻都属于在北平起义的将领，第四兵团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黄剑夫则走了一段弯路——他先是跟着李文石觉一同南逃，最后又在阆中起义，等于慢了半拍，所以王克峻起义后担任了绥远省军区副政委、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黄翔出任水利部参事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常委），成了著名摄影家，还被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副主席；黄剑夫起义后先是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当了一段时间后转入地方工作，并于1969年非正常主动辞世，而王克峻和黄翔都成了长寿老人。
这里顺便说一下，黄剑夫就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作者黄济人的父亲，也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整编第二〇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的妹夫。
黄剑夫上了飞机，也看到了令他惊诧的一幕：“我当天回到私人住处接到总部电话，要我翌日晨携带简单行李到东单机场等候上飞机，我按时登机，看见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和第十三军的军师长也在机上。第十三军还有几十名携带轻机枪的士兵也在机上。飞机起飞，我的心情很沉重！总觉得把官兵丢了自己个人逃走，感到很歉然！”
实事求是地说，北平和平起义，还是有很多顽固军官想逃回南京的，但飞机就那么几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得去，但抱着轻机枪的士兵能上去，一般的团长和营长连长却上不去，看来老蒋更在乎那五十挺轻机枪，而不在乎能指挥轻机枪的军官，这就像一些地主老财，为了免得家人多吃饭，看见路上的咸鱼腊肉也不捡——费饭！
是五十挺轻机枪值钱，还是十名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有用，估计五年级的小学生都能给出正确答案，但老蒋似乎偏偏算不明白这笔账，就连逃出去的石觉也比老蒋会算账：“时机紧迫，只有迅速把部队安全撤退，保存力量，才有一切；没有了部队，什么老婆孩子，房子金子，都是空的。”
老蒋要枪不要人，别说五十挺轻机枪，就是有五百挺、五千挺，没人使用，还不等于烧火棍，两个战略要地和数十万大军都丢了，老蒋还在电报中念念不忘那几十条烧火棍，这让追随他的将校会怎么想？读者诸君看了这两位少将一位中将的回忆文章，对老蒋是不是也会有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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