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佛的背景和起因
后周世宗灭佛是指五代时期，后周皇帝柴荣于公元955年推行的宗教整顿政策，为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禁佛事件。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前三次分别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3至452年在位）、北周武帝宇文邕（560年至578年在位）、唐武宗李炎（841至846年在位），加上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灭佛事件，统称为“三武一宗”灭佛。
“三武一宗”灭佛的共同特征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崩塌、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空前大乱世，且由大乱走向相对稳定的前一阶段或关键时期。
比如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岁月，北方趋于稳定，北周则处于隋朝统一全国的前夜。
而唐武宗灭佛相对特殊，是四次灭佛运动中唯一一个由大一统中央帝国从上而下实施的，它是在安史之乱后武宗皇帝的中兴时期。后周则是北宋统一中原的前一阶段。
当然，笔者所说的大乱走向所谓的稳定只是相对而言，并非通常意义理解的和平统一盛世。
那么灭佛运动为什么会在这一阶段开始？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不管是魏晋南北朝，还是中晚唐，亦或五代十国，皆是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诸侯割据，老百姓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饥饿、瘟疫、战争蔓延社会每一个角落。
无尽的战争和压迫使得底层百姓苦不堪言，而佛教“平和”、祛除贪念以及来世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给予百姓足够的精神寄托，将当下的苦难转移到所谓的来世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佛教势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膨胀，不光是百姓，上层统治阶级也愿意亲近、信仰佛教。
而僧侣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劳役，其存在的意义是接受人们的供奉和源源不断的香火，这是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许多百姓为了免遭徭役剥削之苦，选择遁入空门。
就这样，在社会信仰和崇拜的共识下，寺庙地位逐渐成为超脱，成为政治和经济特权阶层。
他们拥有大量的仆役和田产，不仅不缴纳税赋，还能对世俗政府施加影响。越是割据政权林立，越是权力更迭频繁的纯粹乱世下，寺庙“活得”越有滋味。
但一旦世俗政权趋于稳定，国家趋于统一，世俗与宗教的矛盾就会凸显。
最根本的矛盾是寺院经济扩张、僧尼个人财富增长、逃税逃兵役极大地威胁国家政权和世俗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即侵蚀世俗政权的财产和人力资源，都跑去当和尚了，政府赖以支撑的收入没有了，对外用兵徭役的来源没有了。
而中国作为世俗社会，宗教是不可能凌驾于政府之上，那么矛盾也就产生了。
前三次灭佛皆是佛教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产生矛盾的结果，第四次同样不例外。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战乱频发，社会经济崩溃，后周是五代最后一个政权，郭威、柴荣两任皇帝皆是当世有名的英主。
在他们的治理下，中原地区趋于稳定，为日后统一奠定基础。
而当时的寺院占有大量免税土地，僧尼逃避赋役，国家财政收入锐减。
社会的动荡导致不事稼穑的佛门子弟越来越多，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在这种情况下，后周世宗柴荣决定出手干预。
柴荣灭佛: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公元955年，柴荣吸取了前期的经验教训，采取更加理性的措施。
第一，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寺院，不允许新建寺院。这是从源头上切断寺院扩张的“活水”。
第二，僧尼中有怀才抱器、年少骁勇者，若想出仕任官、从军报国者，可以申请应试，朝廷量其才而用。这是鼓励僧侣还俗，压缩僧侣存量规模。
第三，革除佛教中的一些旧弊端，对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毁坏身体的做法，一律禁止。
第四，没收民间铜器佛像，用以铸钱，克服国家钱荒困难。
第五，每年造僧帐两册，将寺院僧尼数目报告中央，僧尼凡帐籍内无名者，均令还俗。
除此之外，柴荣诏令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
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 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
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
不仅仅限制寺庙的规模，还对僧侣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柴荣虽仅执政六年，但灭佛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共废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登记僧尼6.12万人，其余全部还俗。
从短期来看，后周灭佛直接增加耕地数十万顷，扩充兵源与税基，有效解决钱荒，为北宋统一北方奠定基础。
难得的是，较北魏屠杀僧人、北周拆毁经像、唐武宗拆寺4万所而言，后周柴荣的做法更加理性，无杀戮事件发生，而且首创僧侣考试制度，极大地规范僧侣活动和质量。
从长远来看，经过四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佛教损失超90%寺院，僧尼减少80%以上，八大宗派仅禅宗幸存，佛教元气大伤，走上衰败之路，在以后的朝代中，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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