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南京一位政府科长领到工资条，上面写着100元法币，他当时觉得这钱不算少，因为按照武昌县的工资标准，县长拿300元，秘书140元，普通科员只有50到60元，这位科长的收入处在中等偏上水平，日子还过得去。
在上海，一百元可以租到两层小楼，或者付三成首付买下一栋石库门房子，这种房子的总价在两千到三千元之间，他工作两年就能用全款买下来。工厂技工每月收入四十元，普通工人拿七到十元，纺织厂女工挣十到十五元，童工的情况更差，只能拿到三到五元。胡适那时候月薪是三百元，足够用来养家、买书和帮助朋友。鲁迅在一九二三年于北京买四合院花了三千五百元，相当于他一整年的工资，城市里确实有一部分人过着体面的生活。
但这种体面只在城里说得通，山东1936年农民一年挣到手的钱才五十四块六毛六，还赶不上那位科长一个月的工资，上海社科院的数据显示，全国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在农村干活，创造了百分之六十的净产值，却只分到百分之四十六的收入，剩下百分之二十一不种地的人，拿走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钱，华北农户一年现金收入常常不到五十元，交完租子和税款，再买点盐，基本剩不下什么，肉是稀罕东西，荒年卖孩子换粮食不是小说里编的，《申报》上真的登过这种消息。
城市和乡村完全是两个世界，南京路上霓虹灯闪烁，黄泛区却有人饿得全身浮肿，舞厅里播放着爵士乐，煤矿井下十岁的孩子正背着煤筐，法币对城里人来说是方便的工具，对农民却成了催命的符咒，钱在城里转得开，到了乡下根本流不动，我一直认为，不是农民懒惰，而是整个体系没有给他们留下活路。
1937年7月卢沟桥响起枪声后，一切都变了，法币开始飞速贬值，1937年一百元能买两头牛，1939年只能买一头牛，1941年变成一头猪，1943年变成一只鸡，1945年变成一条鱼，1946年变成一个鸡蛋，到1948年时，一百元连一张卫生纸都买不起，战前法币发行量是十四亿，1948年8月变成六百六十万亿，涨了四十七万倍，物价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那位科长如果活到1948年，工资发下来还没捂热就贬值了，纸面数字早就没用了。
这不是简单的印钞问题，国家连基本整合都没完成，光靠少数人撑起城市表面繁荣，经济底子太薄，战争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翻过一些老档案，发现当时不少公务员自己也吃不饱，工资发下来立刻换米换油，不敢存钱，他们知道这钱留不住。
农村的穷不是突然来的，1930年代初地主收租还是老办法，一亩地要收三四斗谷子，折成钱后农民手里剩不下多少，加上各种杂税摊派，种地反而会亏本，很多人宁愿卖掉土地进城打零工，可城里工厂岗位有限工资又低，结果两边都难，这种结构问题光靠发工资解决不了。
那位科长可能没去过乡下,他办公室里窗户明亮地面干净,文件都整齐地摆放着,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个月工资,能让一户农民全家吃上半年粗粮,这也不是因为他心眼坏,而是他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我们现在看这些数字,容易觉得那时候东西便宜,其实这种便宜只是对某些人来说的,对大多数人而言,1936年过得并不轻松。
法币贬值得快，让人吃惊，更吓人的是它崩盘的速度，银行储备金早就没了，政府靠印钱来应付开支，军费占了大部分，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商人忙着囤货，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上街游行，整个社会的信任慢慢瓦解，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有本县志记载着，1936年某村交完租子后，整个村子只剩下三袋红薯用来过冬，这里面有一袋还是找别人借的，村里最壮实的男劳力跑到汉口码头去扛包干活，每个月挣十二块钱，往家里寄回八块，他母亲用这八块钱买了半斤盐巴和两斤糙米，剩下的钱换成了火柴跟针线，这种日子跟南京科长领工资的生活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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