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得瑟不下去了，罕见给中国“特殊待遇”，但中方懒得搭理|中国|外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民党

2月20日，日本东京时间晚间，高市早苗以连任首相身份在国会发表年度施政方针演说。现场镜头多次捕捉到她自信从容的神情——这并非偶然流露的情绪，而是其政治生涯关键一役获胜后的自然写照。她此前力推的自民党重组方案与选举策略全面奏效，不仅助该党重掌参众两院主导权，更使其个人威望跃升至近年峰值，彻底扭转了自民党连续多年议席萎缩、民意支持低迷的被动局面。

更令她底气十足的是选民用选票投出的信任背书。尤其在对外事务领域，日本民众对其整体外交取向表现出显著认同：从涉台议题表态到对华政策框架，从俄日关系再定位到美日同盟强化路径，多项民调显示支持率均突破六成。正如她早年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中所强调：“人民的选择，就是最高授权。”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位素以对华立场强硬著称的领导人，在演说中竟上演了一幕极具张力的“政策变奏”。开场即以浓重笔墨渲染所谓“战后最严峻、最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常态化海空维权行动定性为“单边改变现状”，同时将俄罗斯与朝鲜同步纳入“区域不稳定源”清单，刻意营造多维围压态势。

然而话音未落，语调骤然转向温和——她首次在正式场合明确使用“不可替代的重要邻国”这一表述指代中国，并提出要“重启并深化中日战略互惠伙伴关系”，措辞之缓和、定位之特殊，在近十年日本首相涉华讲话中实属罕见。

这种前一秒高调渲染“威胁迫在眉睫”，后一秒主动递出“合作橄榄枝”的反差式表达，令国际观察家普遍感到错愕。安全叙事与经济诉求之间如此生硬的切换，既缺乏逻辑铺垫，也未提供任何实质性过渡方案，显然难以服众。

回溯高市早苗执政以来的周边外交轨迹，其政策风格呈现出鲜明的“多线施压”特征。在台湾问题上，她多次越过中日建交以来的政治红线，公开声称“日本有义务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拒绝就相关失当言论作出澄清或撤回，直接导致两国高层对话机制全面停摆。

领土争端领域亦持续升温：针对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她签署行政命令强化实际控制；在独岛（日称竹岛）问题上，指示外务省启动新一轮主权宣示行动，招致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予以严正交涉；俄方则以暂停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作为反制，韩方亦同步收紧对日签证政策与文化合作项目。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内阁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点名批评朝俄军事合作“破坏地区稳定”，随即引发朝鲜外务省发布措辞严厉的声明予以驳斥。至此，日本与二战主要战胜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全面承压，外交孤立风险显著上升。

那么，究竟是何种现实压力，促使高市早苗突然调整对华姿态，释放出所谓“特殊关照”的信号？

根本动因在于国内经济已逼近系统性承压临界点。

当前日本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国家债务总额攀升至1342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230.4%，创全球主要经济体历史极值；人均政府债务负担达1098万日元；2025财年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至1.1%，而核心通胀率却维持在3.7%高位，青年失业率连续八个季度高于6.2%。

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2024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3083亿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18.7%；丰田、本田等车企在华销量占其全球总销量比重超42%，索尼、松下等电子巨头逾三成产能依赖中国市场消化。若失去这一关键支撑，日本制造业供应链将面临结构性断裂风险。

正是这种“经济命脉系于一国”的现实窘境，倒逼高市团队重启“政冷经热”操作模式——试图在不改变既有政治立场前提下，单方面恢复经贸往来通道。

但中方早已摒弃旧有应对范式。自2023年8月日本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以来，中国海关总署即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覆盖全部47个都道府县。

继而因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持续挑衅，商务部于2024年12月发布《对日本出口管制清单（修订版）》，将1276种两用物项列入严格管控目录，涵盖高纯度钛合金、碳纤维预浸料、军用级集成电路光刻胶等关键材料。这些物资正是日本防卫省“未来战机计划”与“新型导弹防御系统”研发的核心基础，技术断供已实质性延缓其军工升级进程。

反制成效迅速显现：2026年1月中国赴日旅游人次同比骤降60.7%，春节期间日本未进入中国文旅部发布的“十大热门出境目的地”榜单；此前占外国游客总消费额24.3%的中国市场骤然萎缩，令京都、大阪等地传统观光业者营收平均下滑58%；叠加水产品出口停滞与制造业原料短缺，日本2026年第一季度工业产值环比下降0.9%，为三年来首次负增长。

面对日方释放的所谓“善意”，中方回应清晰而坚定：不予接招。

核心立场高度凝练：“政冷经热”属于历史残留思维，当下中日关系本质是政治互信崩塌后的结构性对抗。任何企图在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基础上谋求经济红利的行为，均违背基本国际关系准则。

若想重建合作基础，必须同步满足三项刚性条件：第一，立即撤销所有涉台错误言论并作出正式说明；第二，全面重申并切实履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各项条款；第三，以可验证行动展现诚意，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参与任何涉华军事演习、终止对台军售实质化行为、开放福岛周边海域第三方联合监测等。仅靠口头表态，毫无意义。

高市早苗之所以难以真正转向，根源在于其政治生存逻辑与现实需求存在根本冲突。

她本人系凭借长期塑造“保守派旗手”形象赢得党内派阀支持，202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反华强硬指数”成为其关键竞选标签；若此时大幅回调立场，将直接动摇其权力根基。

外部约束同样严苛：美国国务院近期多次向东京传递明确信息——美日同盟是印太战略不可替代的支点，日本须继续承担前沿遏华职能。白宫国安顾问更在闭门会谈中直言：“期待东京在半导体出口管制、南海联合巡航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高市团队后续动作已显露清晰图谱：计划于3月19日赴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旨在借其访华前夕窗口期，协调美日对华技术封锁路线图；同步推动美日韩澳菲五国“印太安全对话机制”实体化，构建覆盖网络攻防、太空监视、人工智能伦理的多维协作框架；并借“区域安全威胁升级”叙事，加速推进宪法第九条修正案立法程序，为自卫队海外行动常态化扫清法律障碍，进而扩大国防预算占比至GDP的2.5%。

本质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双轨博弈”：对外制造紧张氛围攫取政治资本，对内寄望中国单方面让渡经济利益。这种脱离现实基础的算计，注定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