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寒意。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在召开，会场里一项议程结束后，有人悄悄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发言席上，语气平静，却说出了一件不算“平常”的事——纪登奎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很多人后来回忆，当时会场气氛有些微妙。纪登奎不过五十七岁，资历深，职务重，正是可以继续向前走的年龄，主动“往后退”，在当时并不多见。这一举动，也把他几十年来的性格、作风和选择，连在了一起。
不久之后，邓小平专门约他谈话。两人见面并无客套，邓小平开门见山：“还是再继续做一些工作吧。”纪登奎答应得很干脆，只提了两个条件——不兼任旅游局局长，只做幕后工作，不到台前。看似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却是这个老干部一贯的态度：名可以退，事不能不做，责任不能不担。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只记得他“主动辞职”的一幕，却不太熟悉他如何走上中央，如何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以及为何在军队、农村、旅游等不同领域都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一、从许昌青年到“老朋友”
时间往回推近三十年。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正激烈进行，国内的土改、治淮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视察，途经河南时，临时安排听取地方汇报，许昌地委的一位年轻干部被点名叫到车上，这个人就是不到三十岁的纪登奎。
那一次会见，本来完全是临时起意，既没有事先打招呼，也没要求写材料。毛泽东问到土改推进、治淮工程、动员支援前线等情况时，纪登奎几乎不用翻纸，一件一件说得清清楚楚，数字、困难、办法都很具体，没有空话。
事后工作人员下去做了核查，把许昌当地的情况详细调查了一遍，写成《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的报告，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调查结论非常明确：纪登奎当面汇报的情况，基本属实，细节到位。
从那时起，毛泽东对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干部有了印象。之后几年，毛泽东每次途经河南，总喜欢临时叫纪登奎来聊上一次，不提前通知，问题也不设范围，一会儿问生产，一会儿问干部，一会儿又问群众情绪。纪登奎每次都能接得住，说明不光勤跑基层，而且脑子里有本“活账”。
短短十年，他先后担任许昌地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65年又成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这在当时也算是很快的提拔速度。不得不说，除了个人能力，毛泽东的信任起了很大作用。
纪登奎并不是“书桌干部”。抗战时期他参加八路军，也带过部队打仗，只是最大规模不过团一级，多数时候还是做地方工作。这种经历有一个好处：既知道枪炮声是什么味道，也清楚老百姓过日子最在意什么。
1963年，他调任商丘地委书记时，豫东刚经历罕见洪涝灾害，大片农田被淹，很多人颗粒无收。面对这种局面，说几句“咬紧牙关”的空话没用，必须找到根子。
纪登奎跑县下乡，沿着河道一段段看。很快他注意到一个问题：河南永城县和安徽濉溪县交界地带修了很多大坝，一旦河南境内洪水来得急，水排不出去，就在豫东一带积成了灾。两地群众围绕水坝时常发生矛盾，表面是乡邻争执，根子还是水利布局不顺畅。
1964年大年初一，别人忙着走亲访友，他却带着这个问题，登门拜访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有人劝他，大过年的别去谈工作，不合适。他却说话很直接：“平时省委书记忙，哪里有时间见我们？假期反而有机会，把事说清楚，对大家都好。”
两人见面后一聊，李葆华发现，这不是一般性的“拜年汇报”，而是带着方案来的。纪登奎把自己对水利布局的分析和治理思路一条条摆出来，说完以后，李葆华连连点头。最后，两人商量，以两省名义向中央申报专款，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豫东及周边水患问题。
这一段经历，很能说明纪登奎的风格：不怕跑，不怕烦，只要能把问题解决掉，时间地点都不是障碍。也正因为这些扎实的工作成绩，到了特殊年代，他虽然也遭遇冲击，但“挨的那点灾难”时间并不算长。
1967年1月，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68年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副主任，主持全省工作。到了1969年，事情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那年4月，九大召开前夕，纪登奎作为代表进京。他刚到北京，就被主席团成员找去谈话，希望他以“革命干部”的身份上台发言，还特别强调，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出人意料的是，他当场拒绝了。
对方有些为难，只好问：“那我怎么跟毛主席汇报？”纪登奎的回答很直：“就把我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知道后，又派人转达希望他发言，这一次，他也就不再推辞，临时准备了发言稿。
更有意味的一幕出现在会场。当他站起来准备发言时，毛泽东低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个同志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山西人，长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虽然声音不大，却被不少代表听见，会场掌声一下子热烈起来。
在九大上，纪登奎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据说，这也是毛泽东提议的。而那一年，他才四十六岁。
二、从“文官”到军委办事组
1969年5月，毛泽东到河南视察。在听完省委汇报后，他单独把纪登奎留下，话题切得很直接：“纪登奎同志，你能力突出，善于解决民众纠纷，来北京工作吧！我回去就拟一份草案，什么时候通知你，你就什么时候来。”
纪登奎一听，既高兴又担心，脱口而出：“我怕我干不好。”毛泽东笑着说：“有什么？你的能力比别人强很多，北京和河南离得也近，我相信你可以平衡好，大不了北京、河南两头跑嘛。”
同年6月，他正式调到北京，参与中央决策。不久后，他出现在一个许多人想不到的岗位上——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点名让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同时进入中央军委领导成员，成为军委办事组的一员。在他到任前，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叫到一起，说了一句挺形象的话：“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沙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把一个以地方、党务见长的干部，放到军队最高层的办事机构里，目的很清楚：需要一个熟悉实际、敢讲、敢管的“外来成分”，打破内部固化的空气。纪登奎后来回忆得很坦率：“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是主席对我的信任。”
尽管不是专业军人，他到军委办事组后，确实起到了预期作用。那时还有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摆在面前——如何应对苏联在边境可能的军事行动。
从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起，苏方在中苏、中蒙边境一再增兵，边境冲突时有发生，军事压力不断加大。假如出现大规模进攻，北京将是最敏感的方向之一。
纪登奎一向习惯“实事求是”，但对军事准备这种问题，又深知自己不是行家。考虑再三，他决定请一位真正懂打仗的人出山，这个人就是在解放战争中指挥过多次大兵团作战的粟裕。
前些年，因为健康等原因，粟裕已经离开了部队一线。不过，他对大规模作战、边境防御十分熟悉。在纪登奎看来，这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向中央请示，很快得到毛泽东同意。值得一提的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时也赞成这一点。
早在1965年10月，粟裕在上海养病时，林彪曾专程去看望，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你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休息。等好一些，可以多到部队里跑跑，看看部队的情况，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我反映。”由此也能看出，粟裕在军事上的分量。
接到任务后，粟裕没有推托，很快带着几名参谋出发，沿着中蒙、中苏边境一线进行实地勘察，时间并不短，转了好几个月。最后，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战略战役方案，既有总体判断，也有步骤安排。
纪登奎看到方案后，并没有只凭印象拍板，而是请军事学院的专家和几位老帅看了一遍，听听不同意见。在普遍认为可行之后，他才放下心来。可以看出，他虽然不是军人出身，却知道该向谁请教，知道该怎么把专业权威组织起来形成力量。
在那个十分紧张、复杂的年代，这类工作很少见诸公开报道，却实实在在关系国家安全。从这一段经历也能看出，毛泽东当初把他称为“老朋友”，并不仅仅因为私人的交情，更是基于长期观察后的信任。
1971年起，纪登奎除了在中央担任职务外，还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对河南重大决策、人事安排有重要发言权。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再次当选中央委员，随即在十届一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的领域涉及政法、农业等方面。
不得不说，这一路走来，跨度很大，既有地方工作，又有军队和中央决策，但有一个特点始终没变——他习惯于抓具体问题，习惯于深入一线了解情况，不太喜欢站在台前长篇大论。
三、从副总理到“研究员”
1976年，局势发生剧烈变化。那年7月，毛泽东病重期间，纪登奎曾接见过不少来自河南的领导干部，用一种颇为含蓄的方式打招呼，但对一些问题并未明言表态。到了10月6日晚上10点，他接到通知，赶到玉泉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对“四人帮”采取措施的情况，他当场明确表示支持中央的决策。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分管政法和农业等工作。直到1980年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他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这一年，他五十七岁，按照一般观念，还有不短的仕途路可以走。
正是在这个节点，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场谈话。邓小平希望他继续为国家做些工作，并没有勉强他回到显要职位，而是给出比较灵活的安排。纪登奎只提了两个条件：不兼任旅游局局长，不在台前露面，只做幕后工作。
后来在中央安排下，他负责旅游方面的工作，对当时还处在起步阶段的国家旅游事业，提出不少务实建议，也推动了一些具体措施。那时，旅游还远不是后来那样普及、发达，但对于打开国门、发展服务业都有长远意义。
1982年，纪登奎被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职务定为“部级研究员”。从“副总理”到“研究员”，头衔变了，行政级别待遇却仍然不低。但他自己对这个称呼颇有意见，经常对身边人说：“从来没人跟我说我是正部级研究员。”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幽默，却也透露出一种态度——不太在意“牌子”。
在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他仍坚持下基层调研。农村改革正在展开，土地承包、生产方式变化、乡镇企业萌芽，情况错综复杂。他走村入户了解实际，听农民讲收入、讲困难，也向基层干部询问政策落实中遇到的问题，之后再把这些一条条形成研究意见，报给中央有关方面。
他在生活待遇上的态度，有很多细节后来被工作人员和家人回忆出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期，他本可以拿到每月350元的副总理工资，却一直按9级工资标准领钱，每月230元。在北京，他住在西单一处两层小楼里，还要每月交150元房租，等妻子王纯知道情况后，心疼得哭过一场，相关部门才把房租改为30元。
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仍按9级工资待遇领取，不提额外要求。有人劝他，该享受的待遇不要推得太远，他只是摆摆手：“规矩怎么订，就怎么执行。”
他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享受的是正部级待遇。按规定，每次出差可以单独占用一个软卧车厢，随行工作人员可报销半个软卧车厢的票。这样算下来，一次出行最多可以报六张软卧票。纪登奎却坚持让大家挤在一个软卧包厢里，多出来的车票一律不报。
有人觉得不必这么“抠”，他却毫不含糊地说，能不浪费就不浪费，两张票也是钱。对他来说，“省一点”不是什么口号，而是一种习惯。
出差途中，他还有一个特点——特别能说。工作人员回忆，他在车上常常一说就停不下来，但并不是单方面讲“故事”，也喜欢听年轻人的看法。有时年轻人问到一些敏感话题，他不会直接回答，却会反问：“你怎么看？”等对方说完，再慢慢点拨。
对纪登奎而言，旅途上挤一个车厢，既省了经费，又有说话的伙伴，是件挺合心意的事。
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到研究中心的“部级研究员”，从西单小楼搬出去，再到经常往农村跑，他的角色变化很大，但工作的重心却始终围绕一个词：具体。不是在纸上空转，而是紧贴实际，试着把政策做得更符合基层需要。
四、一生工作与最后的遗憾
纪登奎从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到晚年仍在奔走调研，算起来工作了五十多年。战争年代，他在部队和地方之间辗转；和平年代，他在许昌、商丘、河南省里打基础；进入中央后，又在军委办事组、国务院、研究机构之间频繁转换角色。
到了晚年，他有一个打算——系统整理自己的工作经历，尤其是那些特殊时期的情况，写成一部比较详实的回忆录。按他的设想，要从在河南担任地委书记、企业厂长书记、省委副书记时的工作写起，把那些具体的经验、教训都记录下来。
1988年夏，他到北戴河休养，准备着手这件事，还想把曾经在河南时期的秘书也请来，帮忙翻资料、理线索。有朋友听说了，都以为再过几年，关于纪登奎的回忆文章会陆续出现。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完成。1988年7月12日，他突然心脏病发作住院。由于平时身体一向不错，出差也不用别人伺候，就连行李都常自己提，身边人一时也没想到病情会这么突然。
在住院的那段时间，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去探望。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九点，他在医院因病去世，终年六十五岁。许多老同志听到消息时，都感到意外：从年纪上看，他算不上“高龄”，按理还能再多活许多年。
妻子王纯后来一直提起一个细节。发病当天，两人因为生活琐事拌了几句嘴，还在争论谁的“革命资历”更长。等到事后回想，她总觉得心里过不去：“如果那天不和他吵几句，也许就不会出事。”这种自责，难免带着一些情绪色彩，但也折射出普通家庭的一面：再有名望的老干部，在家里也会因为油盐柴米的小事起争执。
回顾纪登奎的一生，从许昌那个年轻地委干部，到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从军委办事组里的“文官”，到主动提出“退下来”，再到研究中心里那个对“部级研究员”称呼颇有微词的老人，他的轨迹其实不算复杂，却足够清楚：
遇到工作，他习惯往前走一步；遇到荣誉，他又愿意往后退半步。经济上能省则省，职务上能退就退，但在具体责任面前，总不肯轻易放手。十一届五中全会主动辞职后，邓小平那句“再继续做一些工作吧”，之所以能够得到他的回应，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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