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建筑界曾声名显赫的黄裕辉，最终落得股权被拍卖、企业控制权全部划归国资的结局。从营收千亿的建筑龙头，到负债累累、失信缠身，其境遇转变之快，令人感慨时代变迁的残酷。
黄裕辉追随许家印的六年，本以为搭上地产高速发展的快车便能飞黄腾达，不料恒大爆雷后，他连最后家底都赔得一干二净。
2025年10月9日，一场看似普通的股权司法拍卖，把一家干了六十多年的建筑老店推上了终局舞台。
精艺股份控股权以10.86亿元成交，接盘方是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国资局。
旁观者盯着的是屏幕上不断刷新竞价次数，很少有人意识到，这背后是一整套与恒大深度绑定的商业模式崩盘，是南通三建和董事长黄裕辉被“清盘出局”的节点。
这个出身于1958年、靠一砖一瓦干出来的建筑企业，曾是江苏建筑圈的“金字招牌”，首都机场T3、北京时代广场等工程都出自它之手。
转折出现在2010年前后。
传统工程利润微薄，黄裕辉盯上了恒大这块“大客户”。
对南通三建来说，恒大意味着项目多、体量大、回款看起来有保障。
对恒大来说，南通三建是肯替自己垫资、愿意跟着一起冲的“铁杆伙伴”。
2013年之后，两家公司进入深度绑定模式，南通三建成了恒大的“战略合作单位”，直接参与多个大盘的施工，承接金额一路飙升。
问题是，这种合作建立在极不对称的风险分配上。
恒大掌控土地和销售端，话语权极强，南通三建则越来越多地以垫资方式拿项目，先自己掏钱组织施工、支付工人和材料费，再等恒大按节点结算工程款。
2018年，南通三建营收破千亿，黄裕辉拿着“卓越战略合作伙伴奖”，许家印公开鞠躬致谢，媒体热捧“江苏第一包工头”。
但这光环的另一面，是公司大量现金被锁在恒大的在建项目和商票里，真正能回到自己账户的“硬钱”并不多。
黄裕辉不是没意识到风险。
他在2018年花12亿接手了铜加工企业精艺股份，试图借此打造第二曲线，想用有色金属这种相对稳定的制造业对冲地产周期风险。
但他低估了恒大这类高杠杆房企一旦倒下，周边“卫星企业”会被吸走多少血：当你把主业七成的现金流捆在一个客户身上，任何“多元布局”都只是薄弱的遮羞布。
2019年起，恒大开始改游戏规则，原本相对规范的阶段性结算，慢慢变成“完工后集中结算”，付款节奏变慢，商票比例提高。
对南通三建这种资金密集型企业来说，这等于被迫为甲方提供长期无息贷款。
项目越多，垫款越多，账面营收再漂亮，实际现金流却越来越紧。
黄裕辉当时还在外界讲“共赢”“长期战略”，但内部财务报表已经开始亮红灯。
2021年，恒大资金链全面断裂，债务危机爆发。
南通三建账上摊开的数字极其刺眼，单单恒大一家的应收工程款、商票等加总，超过360亿元。
而公司整体负债高达500多亿元，其中约七成直接绑定恒大项目。
也就是说，南通三建把自己装进了恒大的车厢，一旦这列车脱轨，它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
建筑业的传导机制很直接：上游拿不到钱，下游的工人工资、分包队款项、材料供应账款就会迅速逾期，形成多米诺骨牌。
南通三建不得不暂停接新项目，原有项目停工或缓建，整条业务链条卡死。
债权人包括银行、信托、供应商、分包商纷纷起诉、查封资产，希望在这场崩盘中多抢回一点损失。
从2022到2024年，围绕南通三建及其关联企业的诉讼累计超过5300件。
黄裕辉从“千亿操盘手”转眼成了“多重限制令的失信人”。
公开信息显示，他名下被法院执行的限制高消费令超过1800条，乘飞机、住星级酒店、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等行为基本被禁止。
更雪上加霜的是，作为“退路”的精艺股份也没能成为避风港。
随着司法机关对南通三建体系全面清理，黄裕辉因隐瞒失信事实、违规占用资金等问题，被监管层要求退出上市公司一切职务，精艺股份的股权也被纳入司法拍卖范围。
最终，2025年10月那场77轮竞价，把精艺股份控制权敲给了眉山国资。
对债权人而言，这是可见资产里较优的一块，只能尽量变现填上巨大窟窿。
对南通三建的技术骨干和普通员工而言，至少意味着还有一家有实力、有耐心的国资平台愿意接盘，把产业和岗位尽量保住。
对黄裕辉个人来说，这一刻基本宣告：不论曾经多风光，现有能动用的商业资源已被清零。
从南通三建的结局，可以清楚看到当前监管和地方政府处理这类案件的基本思路。
尽量保住有价值的产业载体、技术团队和在建项目，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二次伤害。
但对在高杠杆、高风险模式下主导决策、最终酿成本次危机的个人，不再有“网开一面”的幻想。
精艺股份被国资接手，是为了让铜加工这块实体业务延续下去，而不是为了给黄裕辉“重启人生”的机会。
黄裕辉的故事，本质上是把“把信贷当自有资金，把负债当杠杆”的地产时代逻辑照进了传统建筑业。
南通三建原本是典型的“工程派”：靠质量和履约能力拿项目，利润虽薄，但走得稳。深度拥抱恒大之后，它主动放弃了分散客户结构和谨慎现金流管理，把几十年积累的信用和资产，压在单一大客户的一连串项目上。
短期看业绩光鲜，长期看抗风险能力几乎被掏空。
当恒大这类巨无霸倒下，牵连的不只是购房者和银行，还有像南通三建这样被绑上同一辆战车的供应链企业。
这些企业本来有机会通过规范经营、稳健扩张成为“百年老店”，却在追逐快钱和靠近“财团光环”的过程中，一步步滑向高杠杆赌局。
黄裕辉试图用收购精艺股份为自己“筑防火墙”，却在整体债务爆炸时发现，这道墙只是更大黑洞边缘的一块砖。
针对黄裕辉的最高悬赏达到2535万元，他本人在商业领域已基本失去翻身空间。
对还沉迷于“大而不能倒”“项目多就等于安全”这种旧观念的人来说，这是活生生的反例。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起事件也折射出中国房地产高杠杆时代的尾声：当“房住不炒”成为硬约束，金融监管持续收紧，那种层层垫资、广泛拖欠、靠新项目填旧窟窿的模式，没有继续存在的土壤。
像南通三建这样被地产巨头“吸干”的传统企业，只是清算过程中最显眼的一批牺牲品。
最终要埋单的，除了债权人和相关方，还有那些本可以用在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工人培训上的资金，它们在过去十年里被大量消耗在赌局中。
那笔360亿的坏账，摊到整个社会头上，是更高的融资成本、更多的谨慎态度，也可能是未来年轻一代更难获得宽松信用环境的代价。
下一轮真正能长久的建筑企业，一定不会再把自己变成别人赌桌上的筹码，而那些相信“绑上大客户就高枕无忧”的人，最好早一点把南通三建这段经历当作一堂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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