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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肃反是一段让人心情复杂的历史,初衷是想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清理门户”,巩固后方。
但最终却因种种原因,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各根据地的内部风暴,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兴起、扩大化和结束三个阶段,今天老猫给大家聊聊。
因为众所众知的原因,只能聊聊大体轮廓,没法详细展开,希望大家理解。
肃反得从1929年下半年说起,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接连发动“围剿”,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央发来指示:要求坚决反对所谓的“改组派”、“AB团”等反革命派别,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
当时的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希望借此肃清“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
除了外部指令,内部环境也确实存在一些隐患。
红军初创时期,队伍成分比较复杂,混入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兵痞甚至投机分子。
比如在鄂豫皖苏区,就有干部向中央反映,部分高级将领生活作风腐化,影响了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
因此从巩固政权、纯洁队伍的角度出发,进行必要的审查和清理,在当时看来是必要的。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事情逐渐偏离了轨道。
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率先开展打击“AB团”的斗争,随后迅速扩展到红一方面军。
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肃反工作出现了严重的简单化和扩大化倾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逼供出来的假口供,派人前往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村,抓捕“AB团”嫌疑分子。
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对这种滥捕滥杀的做法极为不满,带领部队包围了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错捕的同志。
这一事件后来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导致红二十军大批排以上干部被错杀,使肃反扩大化错误进一步加剧。
这种扩大化不仅发生在中央苏区,其他根据地也未能幸免。
闽西苏区开展了整肃“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鄂豫皖苏区在河南白雀园进行了大规模肃反、湘鄂西苏区在夏曦的主导下,进行了四次过火的肃反……
陕北苏区错误地逮捕了刘志丹、老太爷等一批干部。
在这个过程中,刑讯逼供成风,肃反机关权力过大,甚至形成了“超党超政权”的独裁机关。
许多优秀的党政军干部,如段德昌、许继慎、曾中生等,都在这次运动中蒙冤遇害,给革命力量造成了巨大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苏区肃反中的“左”倾错误思想,并非单一的理论主张。
它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一系列极端思想、粗暴手段的集合体。
具体表现为四个核心特征:主观臆测的“有罪推定”、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唯成分论的“阶级清洗”,以及脱离法制的“刑讯逼供”。
这些特征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肃反的严重扩大化。
左”倾错误最显著的表现,是脱离客观事实,将敌情无限夸大,并以此作为“有罪推定”的依据。
当时苏区普遍认为,“每一个机关团体里都有反革命”,甚至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地下组织视为心腹大患。
例如在闽西苏区,由于对“社会民主党”这一组织的误判,导致了大规模清洗,许多干部被错杀。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社会民主党”这一组织。
在赣西南苏区,则大规模肃清所谓的“AB团”(反布尔什维克),认为其渗透到了苏区内部。
这种主观臆测,甚至到了荒诞的地步。
例如在修水苏区,一个旨在解决青年婚姻问题的“恋爱研究社”,被国民党特务利用反间计,伪造了名单和纲领。
当地肃反委员会不加分析,仅凭这些伪造文件,就认定其为反革命组织,逮捕并杀害了熊寿增、匡子寿等数百人。
这种将群众性社团组织,直接等同于反革命组织的做法,是典型的“左”倾扩大化表现。
至于宗派主义那就更多了,即借口“斗争需要”,利用肃反手段打击异己,维护个人或小团体的权威。
唯成分论与“阶级清洗”,更是“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
所谓“唯成分论”,即将家庭的出身,作为判断政治立场的唯一标准。
当时存在一种偏见,认为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都是革命的投机分子。
在湘鄂赣苏区,临时省委推行唯成分论,甚至让一名文盲雇农,担任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以此排挤知识分子干部。
在川陕苏区,张国焘的左倾路线,更将打击地富的措施极端化。
不仅知识分子本身是清洗对象,甚至连“手上没有茧”、“说话口音不像穷人”都成了被杀的理由。
面对肃反扩大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央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立即着手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1932年1月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了乱肃“AB团”的错误,处分了滥用肃反大权的李韶九。
并开始建立和健全审判制度,试图将肃反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仍占主导地位,纠正工作并不彻底。
1933年博古等“左”倾领导到中央苏区后,否定了周恩来建立的一些制度,使肃反错误一度回潮。
真正标志着苏区肃反大规模结束的,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陕北错误肃反的纠正。
毛主席得知刘志丹等人被错误关押后,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并派王首道等人前往调查。
经过审查,中央认为刘志丹等人无罪,立即予以释放,并对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进行了组织处理。
这一举措迅速稳定了陕甘苏区的局势,也为苏区肃反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也充分说明,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能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完善自身建设,及时修正失误。
肃反工作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作出的,今天的人们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过去,理解革命的艰难与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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