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措施作出违宪裁定,犹如在其政治版图中央引爆一枚重磅炸弹。表面看,这场关税风暴剑指中国,实则重创的却是本土工商界——进口商、零部件供应商与终端制造商首当其冲,采购成本飙升,订单利润被层层蚕食,企业账面持续承压,早已积怨成疾。
此前因缺乏明确司法依据,多数企业只能隐忍观望;而此次判决一经公布,无异于向全美受困企业发出一道清晰法律号令:你们不仅有权质疑,更有权追偿。它不是一纸空文,而是一张盖着最高司法印章的“诉讼通行证”。
这远不止是数份司法文书的叠加效应,更是一场系统性连锁反应的开端:最高法院亮明法律红线,千余家美国企业随即手持诉状涌入联邦地区法院,主张返还非法征收税款;与此同时,曾被白宫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科技代表——大疆创新,正援引同一部美国宪法与《行政程序法》,将联邦监管机构推上被告席,以法律之矛,直击行政滥权之核。
这可能吗?在公众惯性认知中,总统行政命令似有天然权威,但法治社会的底层逻辑从不屈从于职位头衔——数字不会撒谎,条文不容曲解,程序正义高于一切政治修辞。
从强势加税到被告席
事件的起点异常清晰:最高法院认定,特朗普执政期间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及第301条所加征的部分关税,未履行法定公示、听证与国会报备程序,构成越权行使行政裁量权。
该判决如一把精准手术刀,切开了长期包裹在“总统权威”外衣下的程序瑕疵。企业猛然意识到:那些被迫多缴的数以亿计美元,并非沉没成本,而是可依法索回的合法债权。
短短数月内,逾1120家美国企业联合发起民事索赔行动,诉求高度一致——违法关税导致的额外支出、供应链断裂引发的产能损失、市场萎缩造成的营收下滑,均应由责任方予以补偿或返还。
对企业而言,这不是意识形态站队,而是生存线上的真实现金流危机。过去三年间,大量制造企业面临原材料进口价跳涨30%以上、关键零配件交付周期延长2倍、海外仓库存周转率下降40%等现实困境,毛利率平均压缩5.8个百分点。
彼时企业多选择沉默,既担忧政策反复带来的合规风险,也苦于缺乏权威判例支撑。如今最高法院已给出定论,等于为企业铺设了一条通往司法救济的标准化路径。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参与合议并投下关键赞成票的,包括两名由特朗普亲自提名并获参议院确认的保守派大法官。这一事实有力印证:本次裁决并非党争产物,而是三权分立体系内,司法权对行政权越界行为的一次制度性纠偏。
讽刺的是,原本以“振兴制造业”“保护本土就业”为名推出的关税工具,如今反成企业向联邦政府主张经济赔偿的核心依据。
这场集体诉讼浪潮,早已超越单一对冲成本的商业诉求,升维为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程序正当性与权力边界的深度拷问。当企业不再被动接受指令,而是主动援引《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提起集团诉讼,博弈主战场便已从WTO谈判桌,悄然转移至联邦法院的庄严法庭。
而就在华盛顿司法系统全力应对关税诉讼洪流之际,另一条战线上的法律攻防亦同步升温。
从被限制到主动起诉
全球民用无人机领军者大疆创新,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涵盖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及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核心争议聚焦于:以模糊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单方面撤销设备认证、列入实体清单等行政决定,是否具备充分事实基础与合规论证过程?
近年来,美方对特定中国科技企业采取出口管制、服务禁令、频谱准入限制等多重手段,相关企业普遍处于防御姿态,疲于应对各类合规审查与技术封锁。
但此次大疆选择战略反制,要求监管机构依法公开全部评估依据、原始数据来源及风险推演模型。其法律主张直击要害:若确存实质性威胁,请出示经得起交叉质证的证据链;若仅凭主观推测或情报部门内部备忘录即行处罚,则该行政行为涉嫌违反《行政程序法》第553条规定的“正当程序义务”。
在美国司法传统中,此类诉讼将议题锚定于程序正义与证据标准,有效剥离政治话语包装,迫使监管者回归法律本位回应质疑。根据判例法,行政机关若无法证明其决策建立在“实质性证据”之上,相关禁令即面临被撤销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大疆两年内第二次对美联邦机构发起司法挑战——此前针对国防部“涉军企业”名单的诉讼尚未终结,此次再诉FCC,构成跨部门、跨法域的立体化法律维权布局。
这一幕极具标志性意义:总统主导的单边政策遭最高法院否决;被施压企业不再坐等解禁,而是携美国法律武器主动出击;政治分歧由此全面转入司法轨道,所有主张必须经受证据规则、举证责任与庭审质证的严格检验。
法律层面的博弈之外,更深层的压力正来自街头巷尾的真实生活账本与选民投票箱。
经济压力叠加民意反弹
关税壁垒与技术管制的后果,早已穿透企业财报,渗入普通家庭的收支明细。最新官方数据显示,美国2023年四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仅为1.4%,较市场预期低0.6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低于2%的潜在增速水平。
同期,CPI同比涨幅虽回落至3.4%,但住房、食品与交通三大刚性支出项仍维持高位运行,中产阶层可支配收入实际购买力较疫情前缩水11.2%。消费者切身感受到:超市货架上的进口商品标价持续上浮,电商平台上同类产品配送周期延长,小企业主抱怨新设备采购预算超支30%以上。
在专业级无人机应用领域,大疆产品覆盖全美87%的州级警用航空队、63%的农业植保服务商及近九成影视制作公司。若强制替换为性能相近的替代方案,单台设备采购成本将上升2.4倍,培训与维护体系重建周期需18个月以上,短期内势必抬高公共安全响应成本与农业生产边际投入。
一线执法人员关注的是续航时间与图像稳定性,农场主在意的是喷洒精度与作业效率,影视团队看重的是云台平滑度与夜拍噪点控制——这些具体指标,远比“去中国化”口号更能决定采购决策。
在此现实语境下,关税诉讼潮、企业司法反击、宏观经济放缓与民生压力形成四重共振,对政策制定层构成复合型倒逼机制:司法系统的权威否定、市场主体的集体索赔、产业链条的实质受损、以及选民对物价敏感度的持续攀升。部分共和党籍众议员近期公开呼吁重新评估301条款适用范围,其态度转变背后,正是地方商会游说、选区企业投诉与中期选举临近等多重现实压力的集中映射。
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结构性压力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团队首次释放出计划访华、重启高层经贸磋商的试探性信号。政策语调的软化绝非偶然转向,而是法律判决效力、经济基本面承压、政治成本上升三股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理性回调。当国内制度约束日益收紧、市场反馈持续负向传导,外交对话自然成为最具操作性的政策出口。
从单边加码到释放接触意愿,这一转折深刻揭示:任何国家的政策空间,终将受到本国宪政框架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双重校准。后续局势演变,将取决于司法程序推进节奏、关键经济指标修复程度,以及2024年大选周期中选民情绪的动态权重变化。
结语
市场运行自有其客观节律,法律实施亦遵循严谨逻辑,二者皆不因政治宣言而偏移航向。对特朗普而言,当企业集体诉讼箭在弦上、GDP增长动能持续减弱、社会焦虑指数攀升至近五年高位,转向谈判实为制度环境与现实约束下的必然选择。
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姿态高低,而在于综合成本是否已突破临界阈值——全球供应链经过二十年深度耦合,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结构。企业需要确定性订单,劳动者期待稳定就业岗位,资本追逐可预期回报,这些都不是口号所能替代的硬性约束。
无论对华盛顿还是北京,延续对抗模式的边际成本正急剧放大。最终走向何方,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尊重国际规则前提下,围绕技术标准、数据治理、市场准入等实质议题,构建起更具韧性与互信的新平衡点,而非继续依赖象征性强硬来延缓结构性问题的暴露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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