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北平，表面是国共和谈的太平景象，茶馆里聊和平，报童卖着和平建国的晚报，背地里却是暗流汹涌，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监视。刚到北平的耿飚，没几天就察觉出不对，换旁人早就忙着甩尾巴了，他偏不，还玩起了给特务点名的操作。
楼下卖烧饼的，饭店擦地的，街口看报的，谁换了帽子，谁走路左脚偏沉，他都门清，每天站在饭店门口假装整理袖口，悄咪咪就把人数完了。他觉得真要硬刚，反而让对方更警惕，不如坦然点，看看这帮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那天夜里他忽然想去影院看电影，刚出饭店就从橱窗反光里看到跟了俩尾巴。他没回头，径直走到售票口买了三张票，转头就冲那俩特务走过去。
俩特务当场就僵住了，脚都挪不动。耿飚把票递过去，语气跟招呼老朋友似的，说跟了这么久也辛苦了，电影不错，进去坐吧。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攥着票都没敢进，灰溜溜就跑了。
从那之后，跟踪还是继续，可双方就有了种奇妙的默契。耿飚每天还是点名，发现少人了还会自言自语问句咋今天缺岗。特务一开始尴尬得不行，后来都习惯了，有的还故意挪挪位置，就差喊一声到了。
连着好几天，耿飚都没见那个高个子特务露面。他想起前阵子那人就脚步虚浮，天天咳嗽出汗，应该是身子出问题了，就随口问了一句留在岗上的特务。对方犹豫半天，才说得了疟疾，在家躺着呢。
耿飚长征的时候得过疟疾，太清楚这病熬起来有多遭罪，没人管真能拖出人命。他更敏锐察觉到，这是个难得的缺口。被自己人丢下的病号，心最容易凉，这时候递过去一片药，比啥攻势都管用。
他自己去药铺买了奎宁，又带了点退热的草药，按着打听来的地址，摸到了胡同里那间低矮的小平房。
门开的时候，高个子特务差点吓傻，脸蜡黄着站在门口，结结巴巴喊出耿处长，脑子都转不动了。谁能想到，自己天天盯着的人，会提着药找上门来看自己。
进屋一看，屋里陈设简单得可怜，桌上就放着半碗凉水和几片没用的草药。国民党那边根本没人管他，就派人过来问了一句能不能上岗，得到不能的答复之后，就再也没人来过。
耿飚把药放在桌上，给人倒了杯热水，让赶紧先吃药退烧。他没上来就劝降，也没说啥大道理，就坐在那拉家常，问人家老家在哪，家里几个孩子，过日子难不难。
特务绷了好几天的弦一下子就松了，红着眼睛说，我病成这样，自己人都不来看，没想到你会来。耿飚笑了笑，说各为其主，但是人病了总得有药吃，这不关乎立场。
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直接戳中了特务心里最软的地方。他沉默了好半天，咬咬牙，爬起来确认门口窗边都没人，回来凑到耿飚身边压着嗓子说，我告诉你个大事，你们驻地装了窃听器。
耿飚心里一沉，脸上没露半分慌，问清楚窃听器在哪。特务说重点就在叶剑英将军的房间，藏在墙体夹层里，接线都埋在楼下，就是专门用来监听的。
耿飚交代他好好养病，就当啥都没说过，转身就回了饭店。他第一时间找到李克农汇报情况，立刻组织人秘密排查，真就在叶剑英的房间里找到了隐藏的窃听器。
要是这次没摸到这个消息，不知道窃听要持续多久，和谈的重要信息怕是早就泄露了，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谁能想到，一次给对手送药的举动，就把这么大的隐患给拔除了。
后来周恩来点名调耿飚去外交系统，真不是偶然。战场上能临危不乱，对特务都能以诚相待化敌为友，这份洞察人心拿捏分寸的能力，本来就是外交工作最需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耿飚作为第一批驻外大使去到西方国家，面对满是质疑和警惕的外界，他不卑不亢，不张扬也不怯懦，敢讲真话，会办真事，靠着这份沉稳和真诚，给新中国打开了不少外交局面。
晚年退休回到庆阳，还有老百姓找上门，情绪激动地说基层干部不作为。耿飚没发火，也没走流程安抚两句就完事，他把县里的干部都叫过来，给大家讲了件早年的旧事。
当年他在根据地，有个战士违反了群众纪律，他怒极了要按军纪处置。结果老百姓听说之后，纷纷过来给战士求情，甚至跪在地上，就说给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耿飚看着满屋子的干部，就问了一句话，如果现在你们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愿意给你们求情？没有怒斥，没有威压，就这一句反问，在场的干部全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句话问的不是别的，就是每个干部心里的良心，就是不能忘的初心。耿飚这一辈子，身份换了好多次，从少年矿工到红军将领，从外交大使到退休老干部，走到哪都把老百姓放在心里，把国家扛在肩上。
刀可以退鞘，军装可以脱下，职务可以交接，但是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和担当，永远都不会变，只会在岁月里越来越清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耿飚：忠诚担当 初心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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