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初夏，北京西城区一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里，一封联名信正摆在信纸匣最上面。信开头写道：“我们年事已高，应当主动离岗，让年轻同志挑担。”落款是宋任穷、王震。那天秘书拿着信稿犹豫地问：“真的寄吗？”宋任穷抬头笑了笑：“是时候了。”
这封信后来在中南海流转，引起关注，却并未让知情者惊讶。宋任穷那年七十六岁，早在十二大时就多次提出要退居二线，他一向把“让位”当作守则。只是，外界很少有人预料到，他会连中央委员的名额都主动让出来。
要理解这一步，得把镜头拉回二十多年前。1955年军衔制实行时，宋任穷差点戴上“大将”领章，最终因总数压缩改授上将，军内同僚以“可惜”相赠。他本人倒洒脱，向组织部递交申请：希望调离部队，到工业口锻炼。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任命书到手，许多战友看不懂，他却说：“打仗靠的是刀枪，建设靠的是机器。”
从云南省委书记到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再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地方的轨迹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1960年中央恢复设立七个局，他掌舵东北，经济困难加上严寒气候，任务格外棘手。当地老工人回忆：“局里来过不少领导，宋书记蹲厂房时间最长。”
1966年，他已列政治局候补委员，却因“左”风受冲击，十年间多次被点名批判。那段时间，他给家里写信只留下八个字：“身体尚好，勿念，勿访。”不参与派性、不自我辩解，这是朋友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
1977年夏天，中央同意为受冤干部平反。中组部干部科拿着《复查结论》上报，叶剑英批示：“此人久经考验，可大胆使用。”隔年，宋任穷出任中组部部长，第一桩任务便是清理“文革”遗留名册。文件堆得像小山，他常工作到凌晨，身边助手劝一句“歇会儿吧”，他挥挥手：“早一天纠正，同志们就早一天踏实。”
1982年召开十二大，领导终身制开始松动。宋任穷被推选进政治局，但会上他再次递条子，核心意思仍是“老同志应当退出一线”。陈云看后叹气：“还年轻得很嘛。”无奈考虑到人手，组织上留他继续主持若干事宜，并让他参与军事、工业两口的协调。
时间来到1985年，第二波干部新老交替提上日程。宋任穷与王震商议后决定写信，语气恳切但坚决。文件送达后，中央很快批复：同意二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时增补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政治待遇与原职不变。巧妙之处在于，中顾委常委拥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既尊重老干部的经验，也不妨碍年轻面孔走上更重要岗位。
有人私下打趣：“从一线到二线，可是座位没挪，话筒还在。”宋任穷听见后淡淡回答：“列席不是表态，更不是指挥，只是备个参考。”那一年，他把更多心思放在调研，足迹遍及江西、安徽、山东的老区，希望落实老战士安置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培训班。
1987年十三大召开，中顾委换届，他与薄一波一起被推选为副主任，协助陈云处理顾问委员会日常。外界猜测他会再次留任，但1992年中顾委宣告完成历史使命，他毫无恋栈之意，拿起笔签了“同意撤销”四个字。自此，彻底退居幕后，把仅剩的精力用于撰写党史资料与整理老红军口述。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工作手稿后来移交中央档案馆，里头密密麻麻的批注多与“培养、监督、轮替”相关。这些原件对后人研究干部制度改革颇有价值。回看一生，他没率兵指挥过关外决战，也没在大礼台前追逐闪光灯，却三次主动要求“让位”。在那个权力并不轻易松手的年代，这份自觉不多见。
晚年偶有客人探访，说起1985年的那封信，宋任穷只是摆手：“那不过是按规矩办事。”接着又补一句：“规矩得有人去执行，年轻时打江山，年老时也不能给新人添乱。”语气平平，却道出了他对权责交接的朴素认知。
历史资料显示，1985—1990年，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从64岁降至55岁，新提拔的副省部级干部中，超过六成为五十岁以下。这组数字背后，老将们的主动退出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宋任穷联名信只是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例。
有人把宋任穷的仕途比作一条折线：起伏剧烈，却始终向前。他离去已多年，但那封字迹清晰的退职申请还静静躺在档案柜里，成为干部制度改革阶段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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