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说起来，1977年那场高烧比试卷更狠——费霓39℃，方穆扬半夜用湿毛巾给她擦身，嘴里哄她睡觉，心里其实打着算盘：如果这姑娘退了烧还能进考场，那她往后就不是谁家的“方太太”，而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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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琳气晕那天，我刚好在厂门口买豆浆。她攥着“工农兵大学生”的结业证，像攥着一张废纸。她冲我喊：“凭什么她一个千金小姐能翻身？”我没吭声。因为我知道，费霓翻的不是身，是命。她把高考当成了手术刀，一刀一刀割掉“出身”那块烂肉，疼，但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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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费霓真考上了，放榜那天，她没哭，反而笑了，笑得像个终于敢大口喘气的人。她对方穆扬说：“我现在可以嫁你了。”不是谢他，是通知他。那一刻，我才明白，所谓爱情，不是谁救了谁，而是两个人一起把旧世界踹翻，再在新世界里肩并肩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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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满分、算计、决裂，这些碎片的背后只有一句话：知识能改命，但得先舍得把自己烧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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