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战火停了，文件、会议、检阅、到处调研接踵而来，日日深夜挑灯，刚痊愈的肺再度告急，高血压也找上门。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两种时间：战友的计时和医嘱的计时。1956年6月，身体一度危殆，无奈之下他写报告，请求中央批准卸任要职以专心调养。电报送到中南海，毛主席看后沉吟良久，批下同意，并嘱人转告：“身子要紧，好钢先磨刃。”
离开岗位后，罗荣桓被安排到气候温润的青岛疗养。可军中密电仍隔三差五飞到他的病榻。每逢军政要事，他非得撑着看完才安心。护士劝他歇一歇，他摆摆手：“军情不会等病好。”不得不说，这种心态让医生头疼，却也是他一辈子改不掉的老习惯。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听说罗荣桓已经能坐飞机，周总理便安排他旁听。飞机落地时，他面色仍显苍白。主席得知后专门叮嘱：“身体不行就离场，别逞强。”罗荣桓答以微笑，实际心里打定主意，能撑几分钟算几分钟。
会议间隙，总理建议罗荣桓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招待所后院不大，几株腊梅，半盏春光，他慢慢踱步。没想到第二天清晨，毛主席夹着手杖，步子极轻地走了进来，身边只带一名卫士。“老罗，今天风和日丽，散步正好。”主席话音刚落，枝头扑棱棱飞下一片灰影，麻雀绕着两位老战友盘旋，几乎要撞到帽檐。
此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除“四害”。城市里人拿竹竿敲锣，麻雀成了“公敌”。然而罗荣桓的小院安静，没有人打扰这些小生灵，久而久之，麻雀把这里当成避风港。看着院子里蹦跳的麻雀，主席随口一句：“它们比我们当年下井冈山还懂找地方，这院子算是它们的‘根据地’。”罗荣桓忍俊不禁：“主席，您这是在给麻雀颁发‘根据地证书’？”两人相视大笑，久违的轻松让院子更暖。
有意思的是，这场玩笑后来在军委传为佳话。有人调侃说：“元帅府成了麻雀团的防空洞。”可细想，那背后是主席对老战友健康的牵挂，也是罗荣桓宽厚性格的展现——即便国家号召，他也不忍赶尽杀绝，一院麻雀，倒像他对生命的另一种体恤。
笑声散去，还是工作。那段时间，罗荣桓虽然听从医嘱，减少发言，却坚持每天翻看军委简报。翻到夜深，头痛如锥，他才放下钢笔。医生提醒：“血压180了，不能再写。”他苦笑：“不写睡不踏实。”这种拧劲，战友都熟悉。
1959年秋，他被诊断为严重肾衰竭。想起1946年在莫斯科动过切除手术的那只左肾，医生直言：“右肾再坏下去就危险。”外科方案摆在眼前，他却推说“再缓两月”，原因简单——国防工业规划座谈会尚未结束。毛主席得知，直接打电话过来：“老罗，命比计划重要。”电话那头只传来一声“遵命”。
进入1960年冬，寒潮席卷华北，罗荣桓被迫停工静养。期间他学太极、钓鱼，甚至随队到郊外放风筝。旁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号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元帅，竟对风筝兴趣盎然。他自嘲：“练呼吸，医生让的。”遗憾的是，病魔并未放缓脚步，反而像张旧网，越收越紧。
1963年12月16日凌晨，北京301医院灯火通明。主治医生记录：血压骤升，心、肾功能全面衰竭。6时19分，仪器曲线成直线，56岁的罗荣桓走完了生命历程。消息传到中南海，主席沉默良久，随后提笔写下挽词，第一句便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字迹遒劲，却压不住沉重。
罗荣桓逝世的那天，北京天空飘起小雪。很多人回忆，林荫大道的树枝上落满了麻雀，没有人驱赶，仿佛它们也在悼念那个曾给过它们片刻安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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