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做官，有时候真不像“当官”，更像开店。店面是一个县城，执照是吏部那张票，成本你自己垫，赚多赚少全看手腕。
这话用在杜凤治身上，再合适不过。
一
同治五年三月，杜凤治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吏部的公文，上面写着：杜凤治，签掣广东广宁县知县。即日赴任。
五十二岁的杜凤治拿着这张纸，在堂屋里坐了一整天。他老婆端了碗面进来，看他脸色不对，问：“怎么了？不是中了实缺吗？”
杜凤治把碗推到一边，说：“你知道从这儿到广宁，路费要多少？”
他老婆不说话了。
杜凤治掰着指头算：从北京到广州，水路旱路，一家老小加随从，吃喝住行，少说也得几百两。到了广州，还得先拜码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个不能少。礼送轻了不行，送重了没钱。然后从广州到广宁，又是一笔。到了广宁，衙门是空的，什么都要自己置办。幕友要请，书吏要养，上下打点，处处是钱。
他算来算去，算出个数字：没有两千两，连门都摸不着。
可他兜里，连二百两都没有。
他不是没想过当官。咸丰五年，四十一岁的杜凤治就去了北京，在吏部挂了号，等着“拣选”。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里，他住在前门外绍兴会馆，在同乡家里教书糊口，一个月赚一两二钱银子。这点钱，在京城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攒钱。吏部有拣选的消息，他就赶去，前前后后跑了不下三十次，全都没中。
十年候选，他把自己熬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头发白了一半，腰也弯了，眼睛也花了。好不容易在同治五年签掣到了广宁，却是兜里没钱，上不了路。
他正坐在堂屋里发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不认识。那人笑眯眯地拱手：“杜老爷大喜！听说您中了广宁知县，特来贺喜。”
杜凤治把人让进屋，倒了杯茶。那人喝了口茶，四下看看，压低声音说：“杜老爷手头紧不紧？我这里有银子，您先拿去用。”
杜凤治一愣。那人又说：“您放心，这是规矩。您中了实缺，要上任，缺钱，我们借钱给您。您上了任，手头宽了，再还我。”
杜凤治问：“利息多少？”
那人伸出两根手指：“对扣。借一千两，到手五百两，到期还一千两。”
杜凤治倒吸一口凉气。
那人笑了笑：“杜老爷别嫌贵。您知道，您这是第一次当实缺，又没有家底，肯借钱给您的人不多。我这利息，算是公道的了。您要是不借，后面还有四五十个人等着借呢。您自己掂量。”
杜凤治咬咬牙，借了四千两。到手两千两。
他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未出京，已有四五十人登门求借。”
二
杜凤治带着一家老小，从北京出发，一路往南走。
走了两个多月，到了广州，他又借了三千五百两。
为什么？因为到了广州得拜码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个都不能少。礼送轻了不行，送重了没钱。杜凤治精打细算，把每一笔都记在本子上。
两广总督瑞麟，满洲正蓝旗人，跟慈禧太后沾亲带故，是广东官场的老大。杜凤治去拜见他，瑞麟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眼皮都没抬：“广宁？那个穷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杜凤治陪着笑：“大人说得是。卑职此去，一定尽心竭力，不给大人丢脸。”
瑞麟“嗯”了一声，端起茶杯。旁边的师爷立刻喊：“送客！”
杜凤治从总督府出来，后背全是汗。
他又去拜见广东巡抚。巡抚倒是客气，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然后话锋一转：“杜大令年轻有为啊。我这里有个人，学问不错，你带去广宁用吧。”
杜凤治连忙说：“大人推荐的人，卑职求之不得。”
巡抚笑了笑，说：“那就好。他的束脩，一年一千二百两，你看着办。”
杜凤治心里咯噔一下，脸上还是笑着：“应该的，应该的。”
从巡抚府出来，他又去拜见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盐道……每个上司都很客气，每个上司都推荐了一个人。将军推荐了一个，臬台推荐了一个，粮道推荐了一个。三个幕友，每人每年一千二百两。还有一个“坐幕”，光拿钱不干活。
杜凤治全收了。他在日记里写：“我惟有送关书奉请而已。万不可因此等均系冗费，宛转推辞，致违宪意。”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上司推荐的人，我只能恭恭敬敬把聘书送过去，千万别推辞。推辞了，就是不给领导面子。
三
同治五年冬天，杜凤治终于到了广宁。
广宁是个穷地方。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两排矮房子，街上到处是牛粪。县衙倒是气派，青砖黛瓦，门口两只石狮子，可走进去一看，墙皮掉了，房顶漏了，院子里长满了草。
杜凤治站在县衙门口，看着这个破院子，站了很久。
师爷在旁边说：“老爷，这地方穷是穷了点，但穷有穷的捞法。”
杜凤治没理他，走进后堂，把行李放下。他老婆跟在后头，四处看了看，说：“这地方，比咱们山阴老家还破。”
杜凤治说：“凑合住吧。”
到任之后，头一件事是催征——收税。
广宁的税不好收。老百姓穷，交不起。可上头催得紧，每年都有定额，完不成就要受处分。杜凤治把书吏叫来，问：“往年的税，是怎么收的？”
书吏是个老油条，在广宁县衙干了二十年，换了七八个知县。他笑嘻嘻地说：“回老爷，往年的税，都是按规矩收的。”
杜凤治问：“什么规矩？”
书吏说：“老爷您刚来，不知道。广宁这地方，穷是穷，但该交的税一分不能少。交不上来的，就让他欠着。欠着欠着，就变成‘民欠’。‘民欠’多了，上头就来查。查来查去，最后不了了之。”
杜凤治听明白了。所谓“民欠”，就是老百姓欠朝廷的税。可这些税，到底是老百姓真欠，还是书吏们贪了，谁也说不清楚。
他说：“从今天起，我亲自坐堂收税。你把人叫来，我一个个问。”
书吏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是，老爷。”
杜凤治亲自坐堂收税，效果立竿见影。老百姓看见知县大老爷亲自坐在堂上，谁也不敢拖欠。该交的交，该补的补。一个月下来，收上来的税比往年多了一倍。
书吏们急了。他们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靠的就是收税时“上下其手”：多收的进自己腰包，少收的算“民欠”。杜凤治这么一搞，他们的财路断了。
书吏头子来找杜凤治，说：“老爷，您这么收税，不合规矩。”
杜凤治问：“什么规矩？”
书吏头子说：“历来的规矩，收税的事由书吏经手，老爷您只管最后对账就行了。”
杜凤治笑了笑：“我是知县，这县里的事，我说了算。”
书吏头子碰了个软钉子，回去之后跟手下人商量：“这个杜老爷，不好对付。咱们得想个办法。”
他们想了个什么办法？消极怠工。杜凤治要查什么，他们就说找不到卷宗。杜凤治要提人，他们就说人不在。杜凤治要下乡，他们就说路不好走。杜凤治被他们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不得不让步。
他在日记里写：“书吏之弊，积重难返。非一日之功可除。”
意思就是：书吏的毛病，年头太久了，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
他让步了。收税的事，还是交给书吏经手。但他立了个规矩：每个月的账目，必须送到他桌上，他亲自过目。书吏们拿自己该拿的，但他的那份，一分不能少。
书吏们心里有数。每个月的“规费”，按时送到他桌上。逢年过节的“节礼”，只多不少。书吏役满要走人了，还得交一笔“公礼”。
公礼，就是在任上贪的钱，临走时分给知县一份。
交多少？杜凤治跟他们谈。
书吏报个数，他觉得少了，不说话，端起茶杯喝一口。书吏明白了，加一点。他还不说话，把茶杯放下。书吏又加一点。最后谈妥了，他点点头，书吏千恩万谢地走了。
杜凤治把这些事全写进了日记。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四
同治七年，杜凤治调到四会县当知县。
四会比广宁大一点，也富一点。杜凤治到任之后，接了个案子。
有个秀才叫黄宪书，跑来告状。黄宪书是他的学生，他在广宁当知县的时候，黄宪书考中了秀才，按科举规矩，算是他的门生。学生有事，老师得管。
黄宪书说，他内弟的妻子王氏，被同族的叔父罗文来强奸了。案子之前告过一次，没人管。
杜凤治问：“为什么没人管？”
黄宪书说：“罗文来有钱有势，捐了个官衔，族里的人都拿了他的好处。谁也不敢得罪他。”
杜凤治接下案子，把王氏叫来问。
王氏跪在堂下，哭得浑身发抖。她说那天晚上，罗文来闯进她房里，她喊救命，没人来。罗文来有钱有势，族里人都拿了他的好处，谁也不帮她。
杜凤治问：“你丈夫呢？”
王氏说：“他在外面做工，不在家。”
杜凤治又问：“罗文来是你什么人？”
王氏说：“三服叔。是我公公的亲弟弟。”
杜凤治皱了皱眉。按大清律，强奸亲族，罪加一等。可这种事，最难办的就是证据。
他把罗文来传到堂上。
罗文来四十多岁，穿着绸缎衣裳，肚子圆滚滚的，一看就是有钱人。他站在堂上，腰杆挺得笔直，一点不慌。
杜凤治问：“王氏告你强奸，你认不认？”
罗文来冷笑一声：“回老爷，这是诬告。黄宪书想讹诈我，才让王氏来告状。”
杜凤治又问王氏：“你有什么证据？”
王氏哭着说：“那天晚上他闯进来，我跟他厮打，他身上应该有伤。”
杜凤治让人检查罗文来的身体。查了半天，没找到伤。
罗文来得意地说：“老爷，您看，这是诬告。我堂堂一个捐官，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杜凤治知道，罗文来有功名在身，不能随便动刑。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
他把黄宪书叫到后堂，说：“这个案子，证据不足，判不了。你是秀才，名声要紧。别掺和了，回广宁去。”
黄宪书不甘心，说：“老师，您就不能想想办法？”
杜凤治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我不想办法，是没办法。罗文来有功名，不能动刑。没有口供，没有证据，我怎么判？”
黄宪书走了。杜凤治把罗文来关了几天，放了出来。王氏的案子，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杜凤治在日记里写这件事，只写了案情经过，没写自己是什么心情。但你能感觉到，他不是不想判，是判不了。一个县官，在堂上坐着，看着被害人哭，看着有钱的被告笑，手里拿着王法，却使不出来。
五
同治八年，杜凤治在四会又接了个案子。
四会县城有家馄饨店，老板叫谌经初，老实巴交，做馄饨的手艺不错，生意还行。他老婆郭氏，长得有几分姿色，常跟店里一个叫李亚兴的客人眉来眼去。谌经初知道这事，但他老实，不敢吭声，就假装不知道。
这天晚上，谌经初从店里回家，开门进屋，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从屋里往外跑。他吓了一跳，顺手抄起火把跟那人打起来。那人撞开屋顶的瓦片，从房顶跑了。
第二天，河里浮起来一具尸体。地保来报，说就是昨晚从谌经初家跑出来的那个人，淹死的。
杜凤治去验尸。尸体泡了一夜，已经发胀了，脸上看不出模样。他又去勘查现场，把谌经初、郭氏、婢女、左右邻居全带回县衙审问。
郭氏一开始不认，说那天晚上她在睡觉，什么都不知道。杜凤治叫人掌嘴。打了四下，她招了：那人是李亚兴，常来店里吃面，两人勾搭上，趁丈夫不在家通奸。昨晚以为丈夫在店里过夜，没想到他突然回来，李亚兴慌不择路，从房顶跑了，掉进河里淹死了。
杜凤治又问，郭氏之前是不是离家出走过。邻居说，是，出去一个多月，有人说她跟一个龟婆走了，估计是去做娼妓。后来觉得外面不如家里好，又回来了。
杜凤治把谌经初叫到一边，说：“你辛辛苦苦开店，有点积蓄，全让这女人糟蹋了。留着她，将来怕你有性命之忧。你愿不愿意休了她？”
谌经初低着头，半天没说话。他老婆虽然偷人，可他舍不得。但知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不敢说不愿意，只好点头。
杜凤治判了：郭氏“官卖”，至于李亚兴的死，是畏罪逃跑时失足落水，不算命案，了结。
判完之后，杜凤治把谌经初叫到后堂，跟他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他在日记里记了下来：
“此番事由汝起，命案重矣，衙门如许虎狼，均知汝有几个钱，尽可以破汝家。但若辈亦辛苦为汝办事，小小茶资不能不应酬一二，如署内外人等勒索多资，汝切勿与，逼汝太甚，竟来大堂大声喊冤可也。”
杜凤治知道衙门里的人要敲诈谌经初。他拦不住，但他能做的，是告诉这个人：别给太多，太多了来找我。
六
同治九年，杜凤治调回广宁，当第二任知县。
一回去，就翻出一个旧案子。三年前，广宁有个人叫罗亚水，杀了三个人，跑了。前任知县查来查去，没查到人，最后上报说罗亚水“畏罪投河身死”，案子了结了。
现在，罗亚水被线人举报，抓回来了。活生生站在杜凤治面前。
杜凤治把卷宗翻出来一看，后背一阵发凉：白纸黑字写着“罗亚水畏罪投河身死”。如果他如实上报，前任知县就要被追究。虽然前任知县已经被免了职，但追查下去，会牵扯出一串人，当年经手这个案子的书吏、衙役、门房，全都要倒霉。这些人现在都在他手下当差。
杜凤治把罗亚水关进大牢，去找幕友商量。幕友看了看卷宗，说了一句话：“亚水如死，案亦了矣。”
罗亚水要是死了，案子就了了。
过了几天，他又去找幕友。这次在座的有好几个，肇庆知府、道台的幕客，都在。大家又说起这个案子。一个人说：“亚水如死，案亦了矣。惟饿死与病死等耳。”
罗亚水死了就行了，饿死跟病死，有什么区别？
大家一笑。
后来罗亚水死在了狱里。怎么死的，日记里没写。但案子了了。
杜凤治在日记里写，罗亚水“病死狱中”。
七
同治十一年，杜凤治调到南海当知县。
南海是首县，县衙就在广州城里。广州是省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布政使、按察使，全在这儿。杜凤治从一个小县城的知县，一下子成了“首县”的知县，官升了，但日子更难过了。
为什么？因为应酬。
他日记里写，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去给总督请安，再去给巡抚请安，再去给将军请安。有时候一天跑好几场，从早到晚没歇过。
同治十三年，肇罗道台的老母亲过寿，杜凤治从罗定赶到肇庆去祝寿。来回花了十三天。去了之后，送礼、拜寿、赴宴、看戏，折腾了好几天。回来之后，又连着好几天请客回请。前前后后半个月，一件正经公务没干。
两广总督瑞麟过生日，杜凤治送了份礼，价值三千两。三千两是什么概念？他一年合法的收入才六百多两。这三千两的礼，够他合法收入干五年的。
可他不能不送。瑞麟是广东官场的老大，你不给他送礼，你的日子就别想好过。
他在日记里记了一笔账：这一年，他给上司送礼花了一万八千两。
这一万八千两，从哪儿来的？杜凤治没写。但他在日记里写了另一笔账：他到南海的第二年，寄了五千两回老家买田。后来又寄了一万多两。
八
光绪六年，杜凤治因病辞官回乡。
走的时候，三艘大船，四十口箱子。箱子从南海县衙往船上搬，搬了整整一天。码头上有人围观，有人数箱子，数到后面数乱了，又开始重新数。有个后生跟他旁边的人说：“当官就是好，你看这箱子，得装多少银子。”旁边那人瞪了他一眼：“小声点，人家是杜老爷，好官。”
杜凤治站在船头，看着码头越来越远。珠江上的风把他的胡子吹得飘起来，他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四十口箱子，装的什么都有。官银、瓷器、玉如意、绸缎、字画，还有几箱书。他在广东当了十四年知县，从广宁到四会，从四会再回广宁，最后到南海。十四年，攒下这些东西，他觉得不多，也够了。
船从珠江进东海，从东海进长江，再从长江进运河，一路往北。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浙江。又从杭州走水路回绍兴，从绍兴走旱路回山阴。到家那天，是光绪六年冬天。
四十口箱子搬回家，山阴县就炸了锅。
杜凤治老家在山阴乡下，村子不大，百十来户人家，都姓杜。他在村里辈分不高，但官最大。七品的知县，搁北京不算什么，搁村里就是天。
消息传开的第一天，就有人上门了。
来的是七叔公。七叔公七十多岁，走路都哆嗦，拄着根竹竿，一步三摇地进了院子。杜凤治赶紧迎出去，扶着他坐下。七叔公坐下之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杜凤治。杜凤治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借据，上面写着：今借到杜凤治纹银五十两，立据人杜某某。下面有个手印，红印泥都晕开了，字也看不清楚。日期写的是咸丰某年，具体哪年也看不清。
七叔公说：“凤治啊，你叔公我当年借了你五十两银子，一直没还上。现在我儿子摔断了腿，家里揭不开锅，你再借我五十两，慢慢还。”
杜凤治拿着那张借据，看了半天。他想了想，说：“七叔公，旧账不提了。你儿子看病要紧，我给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用。多的，我也没有。”
七叔公的脸色当时就变了。他没想到杜凤治这么“小气”。一个当了十四年知县的人，四十口箱子搬回家，连五十两银子都不肯借？七叔公站起来，竹竿在地上戳得咚咚响：“都说你们当官的送礼一送就是上百两，还能缺我这五十两？你不管，就是忘本！”
杜凤治没说话。他从屋里拿出十两银子，塞到七叔公手里。七叔公接过银子，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杜凤治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贪心不足，比广东府里的吏役还难缠。”
七叔公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杜凤治家的门槛差点被踩断。亲戚们听说他回来了，蜂拥而至。有人拎着半袋发了芽的糙米，说是“一点心意”；有人揣着皱巴巴的纸，说是“当年的借据”；还有个婶子直接拽住他的袖子，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凤治啊，侬总算归哉！侬侄子要娶媳妇，还差二十两，侬帮帮忙嘛！”
杜凤治一个一个地应付。借粮的，给几斗。借钱的，给几两。托关系的，一律推掉。有个远房堂兄来找他，想让儿子去县衙当差。杜凤治说：“我在广东当官，跟山阴县衙说不上话。”堂兄不信，说：“你是当过知县的人，县衙里的人还能不给你面子？”杜凤治还是摇头。堂兄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没过几天，村里就有人传闲话了：“杜凤治当了官就眼高于顶，六亲不认。”“人家四十口箱子搬回家，几十两银子都不肯借，抠门得很。”
杜凤治听见了，没吭声。晚上在日记里写：“归家未及月，应付十余起求助，夜里都睡不安稳。”
他开始记账。每天晚上的固定节目就是坐在灯下，把一天的支出写下来。一笔一笔，记得格外细：
“十月初三，买冬米十石，银三两二钱。”
“十月初五，给孙子买糖两文，补窗户五文。”
“十月初七，族叔看病，给五两。”
“十月十二，族人来借粮，给糙米一斗。”
有一回，他对账发现少了六十文。他把丫鬟、老妈子都问了一遍，最后才知道是管家顺手拿去买烟丝了。他没发火，只是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虽小钱，亦需分明，家计不能乱。”
有人说他抠门。可他该花的钱，从来不省。
村里的私塾年久失修，房顶漏雨，墙也歪了。孩子们没地方读书，私塾先生来找他，说：“杜老爷，您看能不能捐点钱，把私塾修一修？”杜凤治去看了看，回来就捐了二百两。私塾修好了，他又买了二十套《四书五经》送去。
邻居家的孩子考上秀才，家里穷得摆不起酒席。杜凤治送了一套《四书五经》和十两银子，说：“好好读书，将来考举人。”那孩子后来真考中了举人，第一个来给他报喜。
这些事，他在日记里只记了一行：“某月某日，捐修私塾二百两。”“某月某日，送邻家秀才银十两。”不解释原因，不抒发感慨。该花的钱，花就是了。
九
光绪七年夏天，山阴县出事了。
那年夏天雨特别大，从五月下到七月，一天没停过。河水暴涨，淹了半个县。庄稼全泡在水里，颗粒无收。米价一天一个样，从三十文一斗涨到四十文，从四十文涨到五十文。到了七月，涨到六十文。
六十文一斗米，老百姓吃不起。
粮行的东家们趁机囤积居奇，把粮食锁在仓库里，等着价格再涨。老百姓买不起粮，去县衙告状。县官收了粮行的好处，拖拖拉拉不办事。有人去敲鼓，衙役出来说“大人不在”，把人轰走了。
杜凤治家的邻居天天来敲门。他老婆在门口跟人说话，回来说：“隔壁王家的孩子饿得直哭，他老婆来借粮。”杜凤治让人舀了一斗米送去。没过两天，又来借。又送了一斗。又过两天，又来借。
杜凤治知道，这么借下去不是办法。他有一百斗米，也经不住半个村子的人来借。
他坐在堂屋里想了半天，想起一个人：绍兴知府。
这个绍兴知府，是他当年在广东时的旧识。两人一起汇报过工作，喝过几次酒，谈不上深交，但好歹有点交情。杜凤治想了想，提笔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短：
“昔年与公共事岭南，知公念民生。今山阴水灾，米价腾贵，百姓苦甚。粮行囤积，县衙不举。略陈浅见，供公参考。若能动官仓平粜，或饬粮行平价，则山阴百姓幸甚。”
写完之后，他看了两遍，把“粮行囤积，县衙不举”这八个字圈了又圈，最后改成“粮价日昂，民情惶急”。既说了事，又不得罪人。
信送出去之后，他就等着。
等了一天，没消息。两天，没消息。三天，还没消息。他开始有点急了。第四天，衙门口贴出一张告示：奉知府大人谕，开官仓平粜，米价定为四十文一斗，严禁私抬，违者重究。
粮价降了。
老百姓排队买米，王家的孩子不哭了。有人提着自家腌的咸菜来谢杜凤治，说：“杜老爷，是您给知府大人写的信吧？”杜凤治摆摆手：“我没做什么。是知府大人自己看到的。”
这件事，他在日记里只记了一行：“致信绍兴府，言粮价事，后价略降。”
他不愿意多写。可你细想，一个辞了官的老头，六十二岁了，跟现任知府也就几面之交，写一封信人家就办了事。这里头有多少弯弯绕绕？信写得太直，得罪人。写得太软，不顶用。说轻了没人理，说重了人家烦。杜凤治写这封信的时候，字斟句酌，改了又改，跟当年在广东给总督送礼一样小心。
当官的人，一辈子都在拿捏分寸。
十
光绪八年冬天，杜凤治病了。
病来得很突然。头天晚上还在灯下记账，第二天就起不来了。请了郎中来，郎中看了看，摇摇头，开了几服药，说“先吃着看”。
杜凤治躺在床上，让儿子把账本子拿来。他翻了翻，看见最后一页上写着：家产总计四万五千两。他想了想，跟儿子说：“那些学田，别卖了。留着给村里孩子读书用。”
儿子点了点头。
他又说：“我那些日记，别扔了。留着吧。”
儿子又点了点头。
光绪八年年底，杜凤治死了。六十九岁。
他死后，那些日记在书架上躺了几十年。家里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没人翻。后来兵荒马乱的，日记差点被当柴火烧了。又后来，被人发现了，学者们花了二十多年才把这堆手稿啃完。
日记的最后一页，是他病重时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跟以前一笔一画的小楷完全不一样。上面写着：
“为官二十二年，归田两年，无大过，亦无大功。”
就这十七个字。
他没写自己借了多少债，没写自己收了多少钱，没写自己在广宁放走罗文来的那个晚上想了什么，没写自己在四会告诉谌经初“来大堂喊冤”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也没写自己写信给绍兴知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封信会传到山阴县衙那些人耳朵里。
他什么都没写。
他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唯独最后一笔账，他没算。
不是不敢算，是算了之后，就没法继续往下写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