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极端的言辞和如同“疯王”般的威胁，唐纳德·特朗普让每一次危机都仿佛成了帝国末日，成为了美国世界霸权的临界点。
伊朗战争便是最新的一例。在这场由他本人的军事赌博所引发的危机中，他正手忙脚乱地试图破局，而帝国覆灭的阴影却始终笼罩其上。
外界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或许就像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国，正在发觉自身的无能为力，并意识到帝国的夕阳已经西下。
又或者，特朗普本人就像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在神谕的怂恿下入侵波斯，却为时已晚地发现，预言中将因这场入侵而毁灭的帝国，竟是他自己的国家。
但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争或许并非最终的决裂。它更像是一种回归，以一种混乱的“特朗普式”风格，重新回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熟悉模式之中。
毕竟，美国试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中东或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却最终失败，这难道真的是什么新鲜事吗？美国寻求某种“大交易”的努力，最终让位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这难道令人意外吗？即使战略前景日益黯淡，美军在战术上依然取得成功，这种局面难道前所未见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21世纪为人熟知的剧本，是一部漫长的美国失败史，其开端可以追溯到2000年埃胡德·巴拉克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之间戴维营谈判的破裂。
这一连串的失败包括：多位美国总统试图重启巴以和平进程的注定徒劳之举；乔治·沃克·布什入侵伊拉克所引发的灾难以及“伊斯兰国”的崛起；巴拉克·奥巴马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推翻利比亚的轻率决定；以及美国对伊政策的持续受挫——无论是鹰派的强硬还是鸽派的妥协，都未能驯服或推翻德黑兰的神职政权。
如果将视野扩大到中亚地区，这份失败清单还应加上美国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
在这片废墟之中，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显得颇为特别。在这一时期，相对克制的野心反而取得了一些成效：击败了“伊斯兰国”，对伊朗实施了严厉打击却未让局势升级为战争，以及促成了目标不高但基础扎实的《亚伯拉罕协议》。
然而，他此次在伊朗的冒险，却是向其前任总统们宏大野心的一种回归。过去，这些野心未能重塑该地区，但特朗普似乎寄希望于这次会有所不同。
外界认为，他或许觉得前任们缺乏必要的冷酷手段，而美国与以色列军事力量的结合，能够自上而下地实现迅速转型。
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次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不同。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次的失败是否真的会比以往的挫折更具破坏性？它是否会比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或阿富汗的军事干预更糟，甚至严重到足以让人谈论“苏伊士运河时刻”或帝国崩溃？
做出上述悲观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战争的灾难之所以能够挽回，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并未面临严重的大国挑战；而如今一旦彻底溃败，可能会将未来拱手让给俄罗斯。
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狂人”做派正在摧毁美国的信誉，其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布什单边主义或乔·拜登老态龙钟式随波逐流所付出的代价。
此外，这场危机尚未结束，而特朗普那种特有的“帝国颓废”做派，还有数年时间让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加入一些重要的限定条件。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已经成功摧毁了伊朗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这显然不同于法国在奠边府的溃败，也绝非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那样的灾难。
这也并非真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重演。在那次危机中，作为新兴超级大国的美国动用了霸权，暴露了英国的无能。而如今，并没有任何继任的超级大国在阻止特朗普升级局势。
相反，制约美国发动战争的最大因素仅仅是其国内的公众舆论。可以理解的是，民众不愿为了可疑的回报去承受人员伤亡或油价飙升的代价。
另一方面，欧洲和阿拉伯的各个盟友或许会进一步脱离美国的影响，但他们不太可能转而依附一个军队刚刚遭到重创的伊朗，也不太可能倒向深陷乌克兰无尽泥潭的俄罗斯。
此外，尽管伊朗对全球市场构成了潜在威胁，但与十年前相比，更不用说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国经济在抵御能源中断方面拥有了更强的缓冲能力。
显然，外界认为一场不成功的战争契机，给伊朗留下经济武器和核武化的途径，并分散美国领导人的精力，使其无暇顾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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