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上周发布了《邓小平去世后，汪东兴首次接受采访，说毛主席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2011 年 6 月，已经95 岁高龄的革命老人汪东兴，接受了《南方周末》、《人民文摘》等媒体采访。
这是他退隐31年后的首次接受采访，这一年，也已经是邓小平逝世后的第14个年头了。
毕竟年事已高、体力有限、无法接受长时间的访谈，同时，长年深居简出，他也怕见生人、怕外界打扰、怕情绪波动影响身体，因此，他没有直接面对记者，全程由女儿汪延群充当 “传声筒”，奔走于台前幕后，代为传递问答。
那天，在党史学者韩钢的导引下，他围绕社会观感、历史定位、毛泽东评价、两个凡是、时政看法等等诸多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其中，在谈到“两个凡是”、华国锋背锅的问题上，汪延群转述给韩钢的话是：“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两个凡是”提出的思想源头，源于华国锋在1976 年 10 月 26 日对中宣部、宣传口的指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之事要避开不说。”
汪东兴时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主管中央宣传、两报一刊，他提议撰写社论、将口头思想提炼为标准表述。
1977年2月7日，中办副主任、理论组负责人李鑫组织笔杆子捣鼓出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华国锋的口头指示正式成文，完整的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即这篇社论就由汪东兴提议、组织起草、审定把关，最终经华国锋批准、中央政治局集体传阅同意，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联合社论形式公开发布的。
从这一过程来看，华国锋就是“两个凡是”思想的提出者、最高决策者、最终批准人；而汪东兴就是该方针的主要执行者、把关人、积极支持者。
至于把华国锋的口头指示正式成文的中央理论组、两报一刊写作班子的具体执笔人是谁，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现在的官方党史定论就是：华国锋是“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者、推行者、最高责任人。
那么，汪东兴说的“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发明人已去世”，一点毛病也没有。
那他为什么会说“拿出当年开会记录看，会觉得特别好笑”呢？
原来，为了给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1978 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在12 月 13 日闭幕会上作了口头检讨，其中明确讲到“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来承担”。
汪东兴则在同日向中央工作会议提交书面检讨，承认参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压制了真理标准讨论，承担在思想路线、宣传工作上的错误责任，表态要改正、解放思想。
但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期、闭幕会之前，华国锋曾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非公开、内部小组发言）上为自己辩解，说：“两个秀才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栽到了我头上。”
2008 年，华国锋去世后，又时有华国锋亲友、长期身边工作人员、贴身秘书、老部下发表纪实文章发表于《炎黄春秋》《百年潮》《党史博览》等权威刊物，文章中出现了许多与1978 小组会相呼应的言论，如“两个凡是那两句话，不是我写的，是李鑫他们起草的稿子，我拿到会上念了一遍，结果就把这个发明权栽到我头上了，我是替人背了这个名”，“原话、文字确实不是我原创。我认政治责任、认领导责任，但我不是发明人，这个冤枉我心里一直有”，“公开场合我不辩解、不翻案，服从中央定性；私下里，我始终说，文字不是我写的，我是照念、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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