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红军遭马步芳残杀，13年后彭总封死黄河铁桥，全歼当年刽子手|胡宗南|马家军|马鸿逵|黄河

1956年秋天，青海西宁。一支施工队在南门外一处荒凉的土坡下开挖地基，铁锹刚挖下去半米多深，土里就露出了一样东西。工人们蹲下来看，是一块人骨。等他们继续往下挖，骨头越露越多，白的、灰的，密密麻麻地堆叠在一起。

在场的老人们都沉默了。

西宁的冬天来得早，当年的土冻得像铁板，可那一年秋天，西宁人在这片被称作“万人坑”的地方，挖出了一排又一排排列整齐的人骨。有些骨架的腕部还缠着早已腐烂的绳索，有的颅骨上有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

青海省后来组织了一场更大规模发掘，整个西宁市动员了十万人去挖掘，在南门外挖到了两百多具遗骨，在瓦窑沟、苦水沟挖出了一百多具，在板登台又挖出了五百多具。

这些骨骸被用柏香和黑龙纸一一包裹，装进布袋里重新落葬。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尸骨属于谁。他们属于十三年前那支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的部队，属于那些被活埋在大西北黄土之下的西路军战俘。

而这笔血债的追讨，同样是十三年后，由彭德怀亲手完成的。那一年秋天，在距离西宁不远的兰州城外，炮声刚刚停歇，马家军横行西北八十年的历史，被彻底打上了句号。

要想说清楚这件事，得先回到1936年，回到那个西北高原的冬天。

那一年，秋天刚过，仗就没停过。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一带会师，可部队还没歇脚，人马还没缓过劲儿来，上头就下了命令：打过黄河去，往西走，打通一条跟苏联联系的通道。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当时接到命令的是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军和第五军，加在一块儿，两万一千八百多人。关于这个数字，史料记载很明确：出发时是21800余人。指挥班子由徐向前、陈昌浩负责。11月10日，中革军委一纸电报，正式把这支部队定名为“西路军”，任务是到河西走廊去创建根据地。

过河之后，西路军打的头几仗还算顺利。1936年10月下旬渡黄河，接着就攻下了吴家川、一条山，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歼敌一千多号人。当兵的士气也上来了。但问题出在紧接着的几个月里，谁也没想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西路军现在一脑袋扎进河西走廊。这地方究竟是个啥样呢？北边是荒凉的戈壁滩，南边是高得吓人的祁连山脉，中间就狭长一条道道，全是干旱和风沙。天寒地冻，气温最低的时候能到零下二三十度。战士们大多穿得很单薄，很多人脚上的草鞋都已经烂了。子弹也不多，后勤补给基本没有着落。

更要命的是，他们踏进了谁的地盘。

西北甘宁青一带，自清末同治年间起，便盘踞着一股以血缘和宗教为纽带的武装集团，外界称其为“马家军”。这个集团一直分为两股势力，一股以青海为中心，由马麒、马步芳父子掌控，外界统称为“青马”；另一股以宁夏为中心，由马鸿逵、马鸿宾掌控，统称“宁马”。他们合在一起，就是控制甘、宁、青大半个世纪的“西北三马”。

这三个人里头，数马步芳最年轻，也最凶狠。他生于1903年，甘肃河州人，靠着家族世袭盘踞青海数十年。他对用人之道，讲究一套“甘、河、回、马”的选人标准，意思是非甘肃的不用，非河州的不用，非回族的不用，非马姓的也不用。他用这种方法牢牢地把军权攥在自己手里。他手底下的骑兵在高原地带常年作战，体能非常好，擅长长途奔袭和闪电式冲锋。1934年那会儿，蒋介石派孙殿英带兵进入西北想收拾这些地方势力，结果马步芳和马鸿逵联起手来，把孙殿英打得一败涂地，国民党中央军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踏进西北一步。

西路军碰上的，就是这么一群敌人。

1936年11月，西路军进入河西，马家军立刻调兵遣将。当时出兵对付西路军的不光有马步芳，还有另外一个人：马步青。马步芳是青海的“土皇帝”，马步青则是凉州一带的地方实力派。这俩人虽然是亲兄弟，但实际上关系不怎么样，可一听说红军进了河西走廊，马上就有了共同的敌人。两人凑了四万多兵力，骑兵步兵一起压上来。

第一场恶仗是古浪之战。11月14日，红九军攻下古浪县城，但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马家军的骑兵就铺天盖地地涌上来。古浪地势低洼，敌军从周围山上居高临下开火，红军被压在山下被动挨打。打了四天之后，红九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不得不撤出，兵力已经折损了近一半。对一个军来说，这一仗几乎把老底子打光了。

但就在同一时期，红五军却打出了一场漂亮仗。12月30日，红五军一举拿下临泽县城，紧接着在1937年元旦攻占了高台。这个开门红让军长董振堂他们暂时松了口气，觉得局势还能控制。可谁也没料到，就在他们屁股还没坐热时，马家军已经把高台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1月12日，敌人集中四个旅的兵力向高台发起猛攻。守城的红五军不到三千人，敌军人数至少是他们的四五倍。面对压倒性的攻势，董振堂带着部队硬扛了九天九夜。你要知道，那九天里面他们没有等到一粒粮食的补给，子弹越打越少，伤员越堆越多。守备临泽的一个团本想冲出来增援，但实在太过单薄，根本撕不开包围圈。1月20日深夜，高台城破。董振堂以下三千多将士，差不多全都在城破的那个夜晚战死在街巷里。随同牺牲的还有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第十三师师长叶崇本。西路军一下子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

到这时候，整个战局已经开始不可逆转地恶化了。

高台失守之后，马家军的气焰一下子涨到了顶点。马元海指挥着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外加宪兵团和手枪团，从三个方向同时向临泽和倪家营子压过来。倪家营子是西路军的核心集结地，总指挥部和红三十军都在这里。敌人用排炮轰击村寨，沙土和硝烟满天飞，什么都看不清。红军用最后的子弹和手榴弹硬顶着，坚持了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敌人上万人。

但消耗战的局面谁都看得明白，西路军耗不起。敌人是有完整后勤补给线的，而红军连前线战士的冬衣都配不齐。史料里说得很直接：西路军九千六百多人当时是在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的冰雪天气中穿单衣作战。每一天都有战士冻死在阵地前沿。

2月21日夜晚，西路军组织部队趁着夜色向东突围。突围后他们在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跟敌人打了几仗，消灭了敌人的宪兵团，击溃了一个骑兵旅，总算缓了口气。但紧接着上头的命令又下来了：返回倪家营子。这道命令至今在很多史料里被视为一个重要谜团。但不管原因几何，事实是，部队不得不再次踏上那条早已被鲜血浸透的路。

重返倪家营子的时候，战士们看到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把牙齿咬碎了。村子里的房屋全被烧毁了，一口完整的锅都不剩。更让人不忍看的是，那些重伤走不动、留在村里养伤的红军伤病员，被马家军从床上拖出来剥了个精光，扔在戈壁滩上活活冻死。有些战士的头部被石头砸烂了，死后也认不出是谁。史料记载，马家军杀害战俘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这个说法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当年调查材料和目击者回忆里写明的。

这还没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头。

西路军再次从倪家营子突围之后，只剩下不到几千人了。他们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往祁连山深处退。3月12日，部队撤到一条叫梨园口的山谷。这里山道狭窄，两边是绝壁，正好是个天然的伏击圈。马家军的骑兵早就在这儿等着了。劈头盖脸的炮火砸下来，红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又阵亡了近千人。

3月14日，西路军的残部退到石窝山。到了这一步，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一个决定，把所有还能动的人编成三个支队，兵分三路往祁连山深处撒。左支队由李先念带队，往西突围，目标是新疆；右支队由王树声带队，往东南方向突围；机动支队就地游击。这就是后来史书上记载的“石窝分兵”。

西路军战士王定烈后来留下的回忆记录，说到了石窝之战那天的情况。王定烈当时是红五军第十五师四十三团的一员，在临泽突围时部下就只剩两百多人了，后被编入红三十军第二六八团。在石窝子，他所在的二排打到只剩下九个人，他自己被一颗子弹从胸膛打进、卡在脊椎上，整个下半身完全失去知觉。他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看到几个马家军的骑兵挥舞着马刀朝伤兵扑过来。要不是战友在最后关头调转枪口射倒敌人，王定烈那天肯定就没了。

和他一样运气好的人，不多。

西路军最终能够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猩猩峡的，只有左支队四百多人。1937年5月1日，陈云和滕代远在猩猩峡接应了他们。两万一千八百人出发，四千多天之后，活着的只剩这么一点。

那剩下的人呢？

这就是那个让整个西北为之一颤的数字：六千多人被俘。而这些人被俘之后所经历的事情，比死在战场上的人惨烈得多。

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处置方式，就是两个字：清洗。青海省的史料里面写着，马步芳密电前线部队，让他们在押解途中就“就地解决”掉老弱病残。光是从张掖到西宁的这段押送路上，就有五百多名战俘被处决或是活活折磨死。活着送到西宁的，大概五千六百人上下。

可到了西宁，屠杀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变得更加隐蔽、更加系统。马步芳下令：处决战俘必须在夜里十点以后进行，不准点灯，不准开枪，不准留下痕迹，亦不准跑掉一个人。他怕事情传出去，苏联方面会有反应。

于是就在深夜里，一批批战俘被绑着押到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上，被活埋、刀捅、砍头。有些战士在临刑前高喊口号，有些沉默不语地走进坑里。据青海省党史部门统计，在西宁及周边地区，马步芳又秘密杀害了大约两千名战俘。也就是说，仅西宁一地，就有两千人死于夜间的秘密处决。

剩下还有三千多人没被杀掉，马步芳也没放过他们。他把这批人编成了一个所谓的“补充团”，分配给下属各部队充苦力，每天被迫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这些战俘住在西宁小桥湟水河边的单布帐篷里，睡在烂草上，冬天冻得发抖，夏天热得不行。后来又被勒令去修张掖机场、修公路。到了1938年，马步芳干脆把这批残存的人员称为“工兵营”，继续留在青海各地服劳役。

被俘的红军女战士处境更为难堪。史料记载，马步芳将俘获的妇女“赏给了下属或做苦工”，有的直接配给军官做妻妾。

而这些事情，远在延安的彭德怀在往后那些年里，一件一件地全都记在了心里。

要说彭德怀和西路军这桩事的关联，还得提一下他那个夜晚。1937年春，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延安，彭德怀在自己的窑洞里坐了一整夜没合眼。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想了什么。但十三年后，他亲自率领西北野战军三十四万大军杀回西北的时候，跟他共事过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位铁面将军的每一步部署，都带着一种罕见的、压着火的精准。

1949年5月，西安解放。7月，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四万三千人。胡宗南残部退入秦岭，从此不敢北顾。现在，西北地盘上剩下最硬的骨头就是两样：兰州马步芳，宁夏马鸿逵。

8月4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签发了攻取兰州和西宁的作战命令。他的战术思路非常清晰：绝不让马步芳和马鸿逵再有联手的机会，决定将胡宗南交给第十八兵团去牵制，把马鸿逵交给第十九兵团去盯住，而把全部主力倾注到兰州马步芳的头上，在兰州这个笼子里给他一锅端。

马步芳对兰州守得也很自信。兰州这地方地形太特殊了。它三面环山，北临黄河，城南就是群山连绵的皋兰山脉。马步芳在这片山区经营防御工事前后经营了十几年。他沿着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窦家山、古城岭一线，用钢筋混凝土修筑了成百上千个明碉暗堡。这些碉堡外面还拉上一道道铁丝网，埋设了大量地雷和炸药包。阵地前沿还特地削出了好几层六到十米高的绝壁。工事的坚固程度，可以说在整个西北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

马步芳把他手里的七万部队全部收缩到兰州城防，只等着彭德怀来攻。他赌的，就是自己能在城外的防御工事上把解放军的血放干。

8月21日，解放军发起了第一次攻击。彭德怀命令第十九兵团进攻城东南的窦家山、马架山、古城岭，第二兵团进攻城西南的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但这一次打得很不顺利。因为前期对敌军防御强度的侦察不够细致，突击部队撞上了马家军在山腰布置的交叉火力网，冲锋的士兵在开阔地上接连倒下。

彭德怀站在阵前，咬紧牙关下令停止进攻。他没有骂人，没有拍桌子，只是平静地告诉各级干部一句话：回去打探清楚，每一座暗堡的位置都摸准，每一道壕沟的深度都量准，然后再打。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解放军的侦察兵在夜幕下摸到了敌人阵地的鼻子底下，一个火力点一个火力点地标定坐标。同时，彭德怀下令集中一百五十多门重炮，将炮口对准沈家岭和狗娃山这几个最关键的核心高地。

他还专门派了一支奇兵，以强行军的速度迂回到城北，死死地卡住了一座桥。这座桥叫黄河铁桥，是兰州通往西宁的唯一退路。马步芳只要城破，就只有这座桥可逃。彭德怀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不光要把你打垮，还要把你的退路彻底斩断。

8月25日，拂晓五点，总攻打响了。上百门重炮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数千发炮弹倾泻在沈家岭的敌军阵地。前沿的铁丝网和雷场瞬间被炸烂，很多碉堡被直接端上天。冲锋号响了之后，主打沈家岭的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团和第三十团的步兵端着刺刀就往阵地上冲。

沈家岭上的战斗，后来被写进了解放军的战史教材。敌人仗着地形优势居高临下顽强抵抗，枪弹和手榴弹从四面八方泼过来。攻上去的解放军一支接连一支地减员。打到后来，第四军政委张仲良急令第三十团上去支援，第三营在李有益副团长带领下十多里地跑步杀进去，硬生生在弹雨里撕开了一道口子。

七月连的连长李国斌一个人扔出一百多颗手榴弹，把面前的敌军火力点炸哑了，自己被弹片击中后牺牲时还保持着投弹姿势。机枪手武德仁子弹打光了，从地上捡起一把劈柴的斧头，一个人劈倒了两名敌军后才中弹倒下。

战后有人回忆说，那个无名红旗手的肠子被打出来了，这个人用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肚子，另一只手把竹竿插进土里撑起红旗，踉踉跄跄地爬上了沈家岭的山顶。战后，第三十团被授予“长攻善守英雄团”称号。

这一仗，打了整整十四个小时。到下午五点钟，沈家岭被完全拿下了。

与此同时，黄河铁桥上的收网动作也在同步进行。解放军卡死桥头之后，城内的马家军残部开始疯狂向铁桥涌去，成千上万的敌兵挤在狭窄的桥面上，就像被驱赶的羊群一样全部暴露在重机枪射程之内。很多人落水后被湍急的黄河卷走。

8月26日，整个兰州城区的战斗基本结束。解放军全歼了马步芳在兰州的主力两万七千余人。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只带了少数亲信趁乱溜出兰州。

兰州战役打完，马步芳的脊梁骨就被彻底打断了。

8月27日，也就是兰州失守的第二天，马步芳就带着一家老小和从青海搜刮来的三万一千两黄金，坐上了美制飞机，先逃到重庆，然后又转往广州。此后他跑到台湾，但很快发现自己在那边的处境比想象的差得多，毕竟他把西北败局这个锅背得太死。他用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身边的人，才办下出国护照，先是跑到埃及开罗做了一段时间寓公，后来索性搬到沙特阿拉伯长期定居。

在沙特，马步芳继续过着非常糜烂的生活，连自己的亲侄女都不放过，台湾当局最后以“腐化无能”的名义撤销了他驻沙特“大使”的头衔。1975年7月31日，这位横行青海四十年的“土皇帝”在异国他乡的惶惶不安中咽了气，终年七十二岁。

马鸿逵也没落着什么好下场。这个当年在宁夏做“土皇帝”、在西路军问题上同样是帮凶的老人，同样是在8月间匆匆从宁夏坐飞机逃往台湾。可一到台湾，马步芳已经先行一步把西北大败的全部责任推到了他身上。马鸿逵很快被台湾当局撤职查办，彻底凉了。

他在台湾待不下去，先跑到香港，最后迁居到了美国洛杉矶。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十分凄凉，妻妾争风吃醋，子孙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整个人被折磨得不得安宁。他晚年十分想家，据说曾流着眼泪对身边的人说，自己死也要死回中国去。可他说完这话之后，并没有人能送他回来。1970年1月，他病死在洛杉矶的寓所里。

马步青也跑到了台湾，挂了个中将参议的空衔，晚年闭门不出，1977年在台北病逝。

真正看清形势、走了另一条路的人，是马鸿宾。1949年9月，解放军兵进宁夏时，他没有选择抵抗，率他的第八十一军宣布起义，把队伍交了出来。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了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一直到1960年在兰州病逝。

对青海的剩余清剿，紧跟着兰州战役之后展开。

8月下旬，王震率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开始向西宁进军。从8月27日到9月4日，循化、化隆、民和等地一个接一个被拿下。9月5日这一天，第一军的侦察部队率先开到西宁城外。这座被马步芳家族统治了好几十年的高原省府，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打开了城门。

马步芳走的时候带走了青海省政府存在银行里的全部现款，留给这座城市的只有一个烂摊子。

但这之后也不是一点风浪没有。马步芳留在青海的老部下并没有一下子全被肃清。有些人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放下武器投降，另一些人则继续躲进山里当土匪。这里面动静最大的一次，是马步芳的骑兵第八旅旅长马英降而复叛。

9月10日，马英在解放军的紧追包围之下宣布投降。解放军收押了他之后，把他和其他几个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一道送到西宁的训练处集中上课学习，平日管理也非常宽松，允许他们回家居住。可谁也想不到，这个人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在解放军主力调往新疆以后，一下子就翻了脸。他利用回家的机会悄悄溜出西宁，在青海大通和门源一带重新拉起了数千号旧部，在12月5日突然包围了大通县城和桥头镇。

那时候驻防大通的我军兵力很有限，只有第三师九团团部带着一个步兵连守着县城，而桥头只有第三师骑兵营的一个营部和两个连。

马英的人从半夜开始发起进攻，围了整整两天，拼命想一下子把这两座据点吞掉。但这两个地方的守军打得非常顽强，死死拖到了援兵赶来的那一分钟。

时任第一军军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得到消息后立刻下令调兵。桥头方面派出的是第六团和炮兵营的一个连，大通方面则调来兴中带的第七团两个营。部队赶到之后内外夹击，只用了半天多一点，就直接打掉了马英的四百多人马，俘虏五百多。马英连吃几场败北以后跑进了祁连山里，没过多久就被剩下的追击部队彻底清理掉。

在这之后，青海的局势一截一截地稳了下来。

1950年代初，青海省开始着手调查和收殓当年被马家军残杀的西路军战俘遗骨。1955年，西宁市发起的那场大规模发掘行动，挖出了数百具遗骨。后来1956年，在修建西宁烈士陵园的过程中，人们又从南门外的“万人坑”等处清理出一千八百多个头骨，其中经鉴定包含有女性和未成年的遗骸。马步芳的残忍，在几十年后依然被这些骨头无声地指证着。

1950年代末，徐向前元帅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西路军的事情是他这辈子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到死都放不下。几十年后的1990年秋，徐帅大限将至。他临终前留下遗嘱：别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把它撒到大西北去，撒到祁连山里去，和那些当年没走出来的士兵永远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