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有一种说法是,只要中国创新技术超前,就能粉碎美西方的霸凌与恶意图谋,因此要集中心力提升自己的硬实力,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这话的正确性只有一半,技术不是绝对指标,或者说,不是唯一指标,举一个显例: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然后呢?

今年的北京车展上,令人惊艳的技术不少,再搭配相对低廉的价格,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在创新技术上的飞速发展,以及供应链的完整与高效。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不少“老外争相学习”、“西方车厂高管听到价格脸都绿了”的相关视频,开心是开心,但同时,心里的警钟也嗡嗡作响。

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Oliver Zipse)在会场的一番话,给我们泼了盆冷水,但我认为无论齐普策是不是借此凸显宝马的品牌价值,他这盆冷水都对中国有益。齐普策说:当前中国市场的过热状态令人担忧,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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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

担忧什么?什么难以为继?说白了,就是卖太便宜了,而且迭代过快,使得车子连同其创新技术快速贬值,反而会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欲望,或者,品牌价值难以永续。因此,齐普策主张整个行业应从技术战转向“价值战”。

对一个豪车品牌而言,齐普策的立场很容易理解,因为支撑名牌永续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信任”。技术迭代过快,在汽车行业里很难取得消费者信任,遑论长期支持。相对地,创造价值,才有利于取得信任。

普通人买一辆车,支出不可谓不小,谁也不希望今年买的新车,明年就被视为大冤种,就算想卖掉,贬值程度更令人气结。因此,齐普策这番话,纵有私心,仍值得我们重视。

宝马将技术落后的焦虑转向“价值取胜”,这还算正念,怕就怕齐普策这番话,给予西方同行另一个更深的焦虑——如果不久的未来,中国车连“价值”都迎头赶上怎么办?现在应该敦促政府做些什么预防中国车全面超越?

须知,所谓“价值战”,不过就是透过扎实的质量与营销手段争取消费者信任而已,这不会比技术创新更难。我认为以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打赢价值战不过是企业决策者的一念之间而已,提高售价一成,或放慢迭代节奏所省下的成本,转投入于品牌价值的塑造,顺利的话,一年内就能赶上宝马。

我心里的警钟,不只是技术主义的弊端,还包含西方市场对中国车的排斥很快就流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

当“物美价廉”成了“文化入侵”,要如何打赢“价值战”?

“德国之声”最近一篇文章“NGO警告:中资工厂正将996加班文化传染欧洲”,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序曲。

该NGO总部设立在纽约,名为“中国劳工观察”(CLW),创办人名李强,其自称的使命是“提升全球供应链中工人的权益”,但从组织名称就明白昭示,这是一个针对中国的组织,其资金来源自然主要是反华资本势力。

这种号称非营利性质的“政治性营利组织”有很多,输出偏见谬论也是家常便饭,一般来说不值一提,我之所以针对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它对比亚迪的匈牙利厂发动了攻击,而匈牙利政府才刚换届,新总理毛焦尔(Péter Magya)对中资的立场与前任欧尔班迥异,他能在最大程度上干扰中国车厂在欧洲的发展,毕竟,中国车厂在欧洲投资最多的就是匈牙利。

从该文标题就能看出来,该NGO指控中国在对欧洲进行“文化入侵”,“工具”是中国式的职场文化,“受害者”将是欧洲劳工的生活方式,而且不只蓝领,还包含白领。

其论证杠杆是,比亚迪在匈牙利设厂,对中国工人实施超时加班、常扣工资的“强迫劳动”,这是蓝领的部分。此外,中国派遣至匈牙利的工程师,往往自愿加班,“卷死”欧洲同事,这是白领的部分。两者分别被扣上了“违反欧盟劳动法”,以及“排挤本地就业岗位”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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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比亚迪电动汽车正式进入匈牙利乘用车市场,图为记者在布达佩斯媒体活动上查看比亚迪电动汽车。新华网

拿人权说事,本是白左惯常的意识形态伎俩,重点是,其指控是否真有其事,又是否恶意扭曲夸大。按“NGO本性”,扭曲夸大是其“职业本分”与套利途径。

·问题一:比亚迪在匈牙利设厂,为什么要招标中国派遣工人与工程师前往?

答案简明易懂,就是图个“高效”,因为当地工人效率相对低。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同样也被迫回头找台湾工人前往,目的一样是赶进度而已。

·问题二:中国工人有没有被“强迫劳动”?有没有“阴阳合同”?

很多公司招标中国劳工,都会经过多层分包的过程,得标公司发包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则与劳务中介签约。这个流程,可能会让某一层规避法律风险。

有没有“阴阳合同”?劳工在中国签一份,在当地又被强迫签另一份,这一点需要实据,也值得我方相关部门调查。

此事件牵涉劳工权益,也牵涉中匈两国的法律管辖权,如果中国工人拿的不是工作签证,而是商业或旅游签证,那就是非法劳工,中国政府很难介入,匈牙利则可将法律事件上升到政治事件,向中国索要更好的投资条件。

·问题三:中国白领工程师“自愿加班”谁能管?

这牵涉到上一个问题,如果派遣工程师拿的是工作签证,且无阴阳合同,中匈两国可协调监督机制,匈牙利有当地的劳动法,中国有《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劳动合同法》,以及最新的《反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规定》,对劳工权益以及防止“内卷”有管辖权。

未来,中国的海外厂原则上会有80%的本地劳工,按照日韩车厂的经验,彻底融入当地就业与市场环境是必要的,我方对本国海外企业的法律保护与监管,则是避免当地政府将产业事件上升到政治事件的重要基础。

·问题四:匈牙利新政府会不会以政治事件处理?

个人认为大概率会。针对此事件,匈牙利地方劳动局已正式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也已收到相关指控,并引发欧洲议会关注。在欧盟《供应链正义法案》与《强迫劳动禁令》日益严格的背景下,这起事件只会小事放大,很难大事化小。

而这就考验我方的《反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规定》到底有多大成效了。重点在于谁理亏,如果是我方理亏,那么其他“对方理亏”的事件,恐怕就会被欧盟搅和在一起,与我方死缠烂打,不只阻碍中国车企在欧洲的发展,其他行业的中企也会遭到波及。

于此,匈牙利总理若有意拿比亚迪开刀,在欧洲“立威”,虽不至于赶走中国车企,但在政治层面上,我方会遭遇艰难的权衡。于此,底线要画清楚,以免对方索要过多。

·问题五:分包商的锅,比亚迪应该背吗?

答案是,比亚迪必然会被视为主要责任方,若这成了产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欧洲才不理分包商,只会集中针对比亚迪。

·问题六:欧洲车企会不会落井下石?

在NGO一开始就将问题上升到“文化入侵”时,我方应有所觉悟,这是意识形态斗争,如果我是宝马总裁,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不会在此层面上公开排挤中国车企,而会转而强调欧洲车的劳动道德高度与品牌价值的连结,因为论技术与价格,已经拼不过中国同行。

我会透过各种营销技巧对欧洲消费者说,宝马从不意图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宝马努力优化你的生活。

大家都还记得“新疆棉”的强迫劳动指控吧?这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经典案例,它改写了全球棉业供应链规则与产业格局。换言之,意识形态斗争,是由舆论推动的“规则战”,只讲立场,不讲是非。

从这个角度看NGO发起的斗争,就能清楚看到“扭曲放大”的恶意,而在欧洲当前的排华氛围里,他们大概率会得逞,甚至,我怀疑该报告背后根本就是政治策动。

所以才说,当宝马CEO提到“价值战”的时候,我会听成“规则战”,这就是现象背后的问题本质。那么,当“物美价廉”成了“文化入侵”,要如何打赢“价值战”?

关于此,你只要想成,未来在欧洲打拼的中国企业与员工,都会被要求全身整容为白皮肤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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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车企2023至2025年中国市场汽车销量变化

卖便宜不行,卖贵也不行,用中国资源不行,用欧洲资源也不行

中国车企在欧洲被“两头堵”,欧洲车厂嫌中国车卖太便宜,所以欧盟与我方达成了一个“价格承诺”的框架协议,若要避免“反补贴税”,就得设立最低进口价格,以防中国车“抄家”欧洲市场。这是堵进口端。

另一方面,中国车在欧洲与中国市场价差大,又被欧方视为“政府补贴”的证据。欧洲执委会副主席称,中国在欧洲高价卖的利润又回头拿去支撑中国市场的价格战,对欧洲在中国经营的车厂造成不公平竞争。也就是嫌中国车太贵。

在“补贴”魔咒下,欧盟怕中国厂商只在欧洲当地组装,零件却大都来自受“政府补贴”的中国供应链,因此于今年2月出台新法案,要求中国厂70%零件要在欧洲生产,当然了,80%当地劳工的工资也必须是欧洲行情。这是堵生产端。

问题来了,欧洲没有的零件或零件成本过高,合格劳工短缺怎么办?例如锂电池以及其高效低价的技术。这恐怕才是醉翁之意,欧洲迟早要求最大程度的技术转移换市场准入,包含专利技术与生产流程。

内燃机时代逐渐退场,中国掌握了电动车的关键零组件制高点,这就是为什么美西方高度重视关键矿产。我上次提到的“美国租界”,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开辟一条关键矿产的排华通道。我呼吁对这种现象不能等闲视之,就是因为欧洲也很需要这个通道,而最佳租界地点都在东南亚。

总之,卖便宜不行,卖贵也不行,一堵你进口,二堵你生产,就是要中国厂商在欧洲饿不死也吃不饱,以维持欧洲自由贸易的体面,同时保欧洲车的生存。当然,对欧洲而言最好的状况,就是用一点鸡肋的市场分额,换取中国的全技术转移。

那么,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如果在两头堵的困境下,中国车仍在欧洲所向无敌,那会发生什么?猜到了吗?那就是“新疆棉时刻”了,中国公司里的欧洲劳工你得细心呵护,只要有一例劳工抱怨,称自己被改变了“生活方式”,那意识形态斗争就会一夕爆发,其结果就是硬塞强势的公会到中国公司。

NGO现在干的事,就是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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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超前,也得要有足够的人买单

北京车展所呈现的技术荣景,很容易让人产生天下无敌的错觉,然而,最终你的创新需要有足够的人买单。现实恐怕是,我们的强大致使敌人愈来愈多,打压手段愈来愈不讲武德,然后一并滑入不讲道理、只讲筹码的政治博弈。

所以此前我才说,中国最大的弱点,恰恰就是我们的强大。以车业为例,若想和和气气做生意,中国车在欧洲卖太好不行,欧洲车在中国卖太差也不行,如何在强大之余,懂得分人一杯羹,又该怎么分,是发展道路上最艰难的习题。

在一般状况下,如果中国可提供最优的路径或产品,美西方会选择次优的选项,只要与中国沾不上边,次优就是最优。

因此,我们的发展之道,就是固守近邻,对美西方分而治之,对发展中国家能帮就帮,而在这个过程里,激烈的斗争无法避免,任何的让步都要确保所得是两倍以上,任何的进取都要确保退路。

最重要的是,若事涉“规则之争”,我方应寸步不让,不计毁誉利用己方优势争取规则制定者的地位,技术固然重要,但定规则不能只靠技术,还要搭配灵活的策略与清晰的底线。

齐普策说真话是挺好的,我们已建立了自信,现在需要的是冷水,以保持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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