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在苏州河畔的意大利餐厅Ragù门口等我们，餐厅开在光二仓库，此地解放前曾是交通银行仓库。如今经过改造更新，西餐厅、咖啡馆、酒吧、买手店等纷纷入驻，成为了沪上一个新晋的潮流文化空间。
从光二仓库往前走上不到五分钟，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上海已进入暮春时节，天上下着四月常见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小雨，四行仓库前依然有成群的游客在拍照、瞻仰弹孔墙。
这是他很小就从自己的爷爷、新四军无线电专家谢棣华口中听说过多次的地方。爷爷在讲述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事迹时告诉他，所有英勇抗敌的人不分你我，都是自己人。
Ragù店面不大，让他想起自己在欧洲时常去的小店。“这种小店让人感觉亲切，”他说，“它们跟上海很搭。”
2026静安环球美食汇·美洲风情季于近日在静安拉开帷幕，我们和老静安人谢晖相约苏河湾，聊聊美食和他心目中的静安。
静安正在重构上海夜生活的重心
谢晖出生于静安区，这里承载了他的家族和他少时的诸多回忆。
他的曾祖父谢应瑞早年赴英留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和英国太太一同回到中国，从此就在静安一带扎根。曾祖父母生育了六个子女，后来虽然分家，但大家都住在静安区。谢晖爷爷谢棣华早年在今日南京路上的巡捕房里做警长时，就住在新闸路上一条老弄堂里。“我爷爷的那套房子，就在影星阮玲玉当时住过的那个里弄（沁园村）。”他告诉我们。
谢棣华出生于1920年，在他13岁那年，阮玲玉搬来了这条弄堂。两年后的1935年，她也是在那里吞服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晖小的时候，家里人领他去看过阮玲玉的故居。
警长谢棣华后来因为重伤日本人，跑去苏北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一名机要员。他的经历，后来构成《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霞一角的部分原型。
谢家上一代人曾经居住的那些老房子如今大部分已经拆除了，谢晖后来是在徐汇区长大并开始自己足球生涯的。但很多年后，他的父母又回到静安区，在武宁南路康定路附近买了房子。如今，那一带的夜生活丰富程度已经超越了曾经的巨富长，武定路-延平路-康定路-胶州路四条路围成一个“井”字，近年来正在重构上海夜生活的重心。
“武定路这一块现在是很火的，有很多外国人开的馆子，味道都很正宗。”天气晴朗的午后，你偶尔会看到他坐在Bites&Brews或Must的露天座上，正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些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外国人。他们有时会不管不顾地吵架，简直不把自己当成外人。
就像他那位遥远的曾祖母一样，一代代的外国人带着一些忐忑和不安远道而来，最终总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归宿。无论以何种方式，无论是一拍即合还是迂回曲折，上海最终会慰藉那些外乡人的灵魂。
而这份城市温度最直接的载体，其实就藏在街巷的烟火与美味里。
美食跟足球其实是共通的
真材实料远胜过花里胡哨
做成梦龙雪糕形状的鳕鱼上了桌，谢晖在德国留洋五年，他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这种地中海饮食。“一是用橄榄油烹制比较健康，二是它其实有点像中餐，食材以海鲜居多——上海人就很喜欢吃鱼虾。我在德国的时候吃意大利菜或者西班牙菜的机会比较多，包括希腊菜。”他咬下一口，满满的鳕鱼鲜香味在嘴里跃动。
上海从不缺少意大利餐厅，但和外滩边上的8½ Otto e Mezzo Bombana和DA VITTORIO不同，Ragù走的是亲民路线。摆盘简单，没有西餐常见的那种花里胡哨，但每一口都让人感觉货真价实。稍后上桌的酥炸奶酪千层面同样让他赞叹，外表简单，内里却蕴含了丰富的口味层次。
“其实西餐在形式上是挺需要有做派的，从形式上做得会稍微有一点过。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更挑剔的是真材实料，所以我们在国内经常能在很小很杂的店吃到很好的味道，在欧洲就比较困难。”他说，“除非你非常懂经，挑到那些做得好吃的小店其实是不容易的。”
这也让他想到，美食跟足球其实是共通的。“在足球里，我们到最后看的还是在场上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花里胡哨的周边。我觉得这方面欧洲足球正好跟我们中国足球反过来，我们外围的东西太过于花哨，但是真正本质的东西没有。这两种文化正好在餐饮上和足球上形成互补，我是这么看的。”
烤千层面里的芝士夹心此刻散发出让人无法拒绝的奶香味，这种香味和他记忆里遥远的黄油味混杂在了一起，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谢晖出生于1975年，在他的少年时期，整个国家还处于改革开放前期阶段，一切物资都相对贫乏。谢晖家当时的条件算是相对好的，他印象里自己有下午茶喝，午茶内容通常是红茶配黄油饼干或面包。“因为当时黄油少，不像现在做菜一切就切上一大块。当时是要把黄油化了以后，挑一点点把面包片涂抹均匀，那一块黄油要吃很久。”他还记得，当时的黄油是要凭票买的。
“当时你吃个吐司或者饼干，如果上面涂着黄油就觉得很好吃，因为油水少。”他说，“所以我至今闻到黄油的味道就会觉得幸福，这里面藏着太多的记忆。”
第一次所谓的西餐，也是在家里吃的。他记得，那是一块煎牛排，他的爷爷便在餐桌边教他怎么用刀叉顺着牛肉的纹路切下适于一口送进嘴的肉块。他们当时用的银质刀叉是很不容易保留下来的，家里只剩下了几副。
谢晖的餐桌礼仪都是爷爷教会他的，“在我爷爷的家训里面，在餐桌上就是不能出声。如果你发出声音来，他会一直看着你。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喝汤特别是吃面条的时候，小孩肯定是嘬得稀里哗啦。他就会教我怎么不出声把面条咬断，不管是吃中式的面也好，还是吃西式的面也好，这里面有一套程序。”
老一辈对于生活的那份郑重其事，常常让他暗自惊讶。后来直到他长大成人，才明白爷爷连衬衫纽扣都要扣到第一颗的那种近乎苛刻的仪式感，是出自对于生命本身的敬重。这样的人，他们无论被命运抛入怎样的沟壑，无论怎样灰头土脸，也不会就此四肢着地，变成被命运随意摆布的一条狗。
78元工资里偷偷省下一杯咖啡钱
希尔顿酒店一带90年代西餐记忆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体面与讲究，最终潜移默化地投射在他的身上。在1994年职业化之前，他曾是上海二队的一名普通球员，一个月工资78元。但第一笔工资到手，除了把大头交给父母，还是偷偷省下十几块钱去喝了杯咖啡。
“因为想犒劳犒劳自己，就决定去好一点的地方喝一杯咖啡。”也许是在希尔顿，他记不清了，但第一次的咖啡是不会忘的，“那时候喝杯咖啡还是一件非常有腔调的事。”
第一次去西餐厅，第一次吃巴西烤肉，很多关于美食的第一次都发生在静安。从1994年就开始立在铜仁路口但消失于前几年的美式酒吧马龙，以及上海商城消失得更早的Long Bar，这些都曾是他青年时代的时髦场所。他至今记得，马龙酒吧里的菲律宾驻唱乐队和两楼的木质围栏，人多的时候空气里一股子肉膈气。
“当时西餐肯定是小众的选择，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就是静安区，包括希尔顿酒店以及酒店对面一排西餐厅和酒吧。”
当年那些店，无论好与坏，延续与留存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了。当然上海永远不缺去处，餐厅和酒吧的品质也只会越来越高。但有时候他也会感到有些难过，究竟是时代抛弃了它们，还是它们不再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是个问题。
“我觉得也许是我们的节奏太快了，你去一些欧洲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有历史的、很古老的店。也许，今后我们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文化。还是要想想怎么能够把时间慢下来，把一样事情做到极致，这也应该是今后这个（餐饮）行当最终的目的是吧？”
无数上海家庭托举出的“上海味道”
主厨Filippo此时亲自端上了店里的特色海鲜卡布奇诺，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两个月，来自两个失意国家的人遇见了彼此。
“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处境了，我们都被踢出世界杯了。”谢晖调侃。“是的，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主厨抱头，“简直如同地狱。”谢晖继续补刀：“连续三届世界杯没进，我简直不能相信。”
在Filippo的记忆中，意大利国家队最激动人心的表现还要回溯到1982年世界杯，“我们赢了世界杯！”“我当时7岁，这就是我以前的号码是20号的原因。”谢晖眉飞色舞起来，“仅仅因为罗西（注：1982年意大利世界杯夺冠功臣），仅仅因为他。”
“我仍然记得那场决赛，我那年12岁。在我家乡维罗纳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湖（注：加尔达湖），也许是欧洲最大的湖之一。每逢夏天，很多德国人就会来度假。”主厨回忆，“我记得那年，我家周围的公寓和房子都被德国人占据了。决赛开始是德国领先，那群德国人可高兴了，又喊又叫，但我们最终逆转获胜。比赛结束的时刻，周围一片死寂，而我们却如此幸福。”“是的，3比1。”谢晖说，眼睛亮晶晶的，他想到了自己的偶像罗西。
然后他们一致同意，今天的足球变得不同了。当如今的人们聊起足球时，他们的眼里不再有光。
绿色土豆小面团佐烟熏风干火腿上桌了，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道意式主食。“土豆跟pasta混起来会很有弹性，而且它比较健康，因为不是精制面粉，所以它的糖分相对也比一般的意大利面少一点。”
最后一道是意式烟熏风干火腿披萨，“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一口爆浆吗？”他说，“除了馅，披萨很关键的还有它的底，这个底就做得非常好。吃披萨你不要用刀去切，就用手把它卷起来吃最美味。”作为一个严格的控碳水摄入人士，这一顿吃完了他一个月的碳水额度。“但还是值得的。”他说。
Ragù的边上就是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看着不同头发颜色和肤色的外国人从自己面前走过，他知道，他们会走进Fotografiska里看展，或者什么都不做，就点一瓶50元的西藏艾尔慢慢坐着喝。“静安区到底还是国际化，”他感叹。
“我觉得这种国际化是很难去复制的，这是城市的一种文化底蕴。不管去哪儿，人是最主要的，而不单单是景。打个比方，你觉得现在眼前的景观很好，这是你可以拷贝的。但是你拷贝不了的是人，因为上海的这种融合，这种包容，这种国际化，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骨子里面的，它是由无数上海家庭托举出的气氛，特别静安更是这样。”
在他看来，这也是那么多外国人喜欢上海，喜欢住在上海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有味道”。
作者：新闻晨报记者 沈坤彧、丁梦婕
编辑：徐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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