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日本专机飞抵中国，高市做出危险动作，和二战前高度相似|中国|二战|日本政府|日本自卫队|高市早苗

5月2日，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乘专机飞抵北京。这是高市早苗执政以来，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首次访华。行程仅限于民用技术考察，中方未安排任何高层政治会晤。而高市早苗同期已抵达河内，开始对越南的正式访问。此前，另一支日本代表团已先期抵达莫斯科，与俄方商讨能源合作。

日本这套外交操作反映出高市政权在中日关系上的困境：急于对话，却无意让步；想撬动中国，却拿不出筹码。高市政府正在国内推进的一整套军事扩张不仅导致这一困境，还锁死了日本在对华关系上的回旋空间。而通过对比2026年的日本与二战前的日本，我们还能发现二者在财政、装备、法理三个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若计入2025年底通过的补充预算，年度实际防卫支出逼近11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达到2%。这意味着，高市政府已将国民收入中每100日元的2日元直接划入防卫科目。更关键的是其增长速度：从5.4万亿日元到9万亿日元，四年间增长近70%。而同期日本名义GDP年均增速不足1.5%。防卫费用正以远超经济增长的速度膨胀。

财政的另一端是债务。2026财年日本政府总债务预计突破1300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超过232%。仅国债还本付息一项，年度支出就达31.3万亿日元，是防卫预算的三倍有余。也就是说，日本每借三日元，就有一日元用于还旧债；每花一百日元，就有近八日元用于防卫。这是不可持续的。高市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增税和发行更多国债。这一方案遭到商界强烈反对，但高市内阁强行通过。

而历史上，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军费占国家预算的比例从1936年的47.3%飙升至69%。为弥补财政缺口，日本连续增税、大规模发行公债，最终触发恶性通胀。今天的日本还未达到这一程度，但外部威胁叙事推动预算扩张，预算扩张推高国债和税负，国债和税负又需要更强的外部威胁叙事来向国民解释。这套操作一旦启动，就难以自行停止。高市政府需要的是持续有效的威胁叙述。

预算转化为装备。日本此前两型导弹同时入列：25式地对舰导弹（改进型12式）射程1000公里；25式高速滑翔弹早期型射程数百公里，改进型规划射程超过2000公里。从熊本发射，1000公里射程可覆盖朝鲜半岛全境、中国东部沿海核心城市以及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这意味着日本首次拥有了在中距离上打击他国纵深目标的能力。而宪法第九条和“专守防卫”原则并未授权这种能力。高市政府对此的法律解释是“反击能力”。自卫队行使武力的前提是“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问题在于“认定”是一个政治判断，而非法律事实。一旦认定出现偏差，或者被刻意操纵，“反击”就会演变为先发制人攻击。这是国际法明确禁止的。

日本装备的进攻化不仅体现在导弹上。陆上自卫队在西南方向已建成三个岸舰导弹联队，冲绳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新设宇宙作战群；海上自卫队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改组，舰艇数量继续增长。所有这些调整都指向在远离本土的区域执行火力投送任务。

这与二战前的装备逻辑何其相似。1930年代，日本以“满洲防卫”为名扩充关东军，以“苏联威胁”为名研发九七式坦克和零式战斗机。每项装备都自称“防卫所需”，最终全部投入进攻作战。进攻性装备一旦列装，就必然寻求使用场景。这是装备体系自身的“惯性”。

比装备更重要的是规则。高市内阁已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此前，日本仅允许出口非战斗用途装备，且须经国会审批。新规则取消五类限制，将审批权集中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会事后报告即可。这意味着日本首次打开了战时军售的法律大门。即便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在战场上作战，只要日本政府判断符合“和平贡献”等模糊条件，就可以向其出口武器。而武器出口的本质是将军工产能从国内需求延伸至海外市场。以日本当前每年超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其军工产业已形成庞大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仅靠自卫队自身需求无法完全消化。出口禁令解除后，这部分产能将寻找外部客户，形成自我持续的商业运转。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链条一旦固定，就成为推动军事扩张的又一个内生动力。

从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到2022年获得“反击能力”，再到2026年部署远程导弹和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十年间日本一步步拆除了战后国际秩序为其设置的法理护栏。这每一步都声称“不改变专守防卫原则”，每一步又都使该原则更加空洞。这是渐进式突破：每次只移动一小步，使对手难以作出强烈反应；若干小步累积后，整体局面已被彻底改变。

再看西村飞抵北京，西村访华的真实意图不是考察民用技术，而在于为恢复中日高层接触探路。中日关系因高市的涉台言论陷入冷却，中国对七类中重稀土的出口管制持续收紧，日本军工企业已开始感受到供应链压力。但高市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她在自民党内的政治基础恰恰来自右翼势力，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对华软弱”的举动，都会削弱其对党内右翼的控制力。这决定了她只能在外围尝试间接接触，通过越南传话，通过俄罗斯试探，通过派西村以顺道方式低调访问。这些动作其实是不愿承担让步成本，又想捞取外交成果。

然而问题是，高市在国内推进的军事议程正在不断推高中国对日本战略意图的警戒级别。部署远程导弹、解禁武器出口、松动无核三原则，每项动作都在中日之间制造新的不信任。日本持续进行这些动作的同时，又希望中国接受其外交接触，这种期待本身就是矛盾的。日本军事动作侵蚀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恶化又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威胁叙事，反过来为更大幅度的扩军提供依据。这套机制一旦运转起来，就很难找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