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韩复榘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仅次于司令长官李宗仁；还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手握十余万大军。
在抗战时期，这个级别的高官，别说判死刑，就算是入狱都要考虑一下影响。结果他还是身中七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韩复榘的死，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军事、政治、性格，再加上时代大势，多重因素拧成一股绳，最终把他推向了绝路。
1937年底，抗战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阶段，淞沪会战期间，国军在上海、南京一带和日军拼得你死我活。各省抗日情绪高涨，即便是打了二十多年内战的川军，也在抗战爆发后组建了15万人的两个集团军出川抗战。
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战，是全中国各路势力第一次真正的联合。它完美的解释了什么叫“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举个简单的例子，台儿庄战役中牺牲的川军将领王铭章，以及枣宜会战中牺牲的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其实早期都可以说是军阀将领，如果没有抗战，历史上他们的履历也不过如此。
结果在民族危机面前，两位将军都将大义置于个人之前，其角色也从一派之军阀，上升到民族英雄的高规格层次。
以上，是背景。这个背景，是后来韩复榘必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复榘。
韩复榘，手握山东驻防的十余万重兵，淞沪会战期间却像个旁观者，一兵一卒都没派去前线，一门心思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日军拿下南京以后，为了解除侧翼威胁，将南北两条战线合并一起，转而将目标对准了山东。
于是就有了徐州会战。
日军的战略目标简单理解是这样的：一路从北平南下，一路从南京北上，夹击徐州，将北平到南京之间的占领区连城一片。
对方两路来，我方两路防守。
大致防守策略是，以韩复榘所辖各部为北线兵团，在黄河南岸阻击日军南下，适迟滞日军南下徐州。
以李品仙所辖各部为南线兵团，在淮河北岸阻击日军北上，迟滞日军北上徐州。
中间济宁到徐州一带为二线兵团，负责在南北两部后退时做接应。
对应的，国军的战略目的，是以韩复榘部为一线兵团，在黄河南岸阻击日军南下，迟滞日军对徐州的夹击。
国军的战略预想大致分两种结果，一种是日军突破黄河，在被层层迟滞以后抵达济宁一带，二线兵团北上阻击，伺机反攻。
如果日军继续南下，二线兵团则在徐州一带发动会战，边打边撤，以避免被围歼。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但至少要打一打再说。
要知道，整个徐州会战，除了韩复榘所部常年盘踞山东，以逸待劳，属于主场作战，另有李品仙的11集团军常年驻守安徽，两者属于主场作战。参战的其他国军各部基本都是长途跋涉，从外地赶来，属于客场作战。
徐州会战，韩复榘和李品仙两部才应该是最有战场表现的才对。
所以整个防御计划才将两人作为前锋，分别防守南北。
结果李品仙确实没让国人失望，从南京北上的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外加三个联队，在南线打了三个多月，到台儿庄战役结束也没能打到台儿庄。
如果韩复榘能有幸守住黄河，日军就没有机会南下，台儿庄战役、藤县保卫战等一系列就不会发生。
即便是韩复榘没有守住（这是大概率的事件），在层层阻击以后将日军放了进来，后边的临沂大战、藤县保卫战、台儿庄战役也不会那么辛苦。
毕竟，打过来的日军就那么多，死一个就少一分战斗力。
结果是，韩复榘不战而逃，黄河天险拱手让出。
1937年12月，日军第十师团借着严寒天气，抓住韩部防御的疏漏，迅速渡过黄河南下，形成了局部进攻优势。
正常情况下，就算打不过，也该层层阻击、拖延战况，为后方组织第二道防线争取时间，这是最基本的军人职责。可韩复榘满脑子都是“保存自己的部队”，压根没想着抵抗，直接下令大军全线后撤，连一句像样的阻击命令都没下。
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27日，陷济南，1月1日，陷泰安。从黄河沿岸到济南、泰安、大汶口、济宁，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日军可沿线长驱直入。
短短不到一个月，日军一个第十师团，就拿下了半个山东，这种溃败速度，当时震惊了全国。
如果不了解韩复榘不战而逃后的徐州会战战场形势，就不太好理解韩复榘的撤退对战场形势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
韩复榘被杀以后，所部第三集团军由所辖第12军军长孙桐萱任总司令。在李宗仁的命令下，孙桐萱指挥第三集团军连同孙震的第22集团军，从2月6日到26日，将日军一直迟滞在济宁、大汶口一带二十余日。
所以，谁说第三集团军不能打？第三集团军只是没有在黄河岸边打，没有在济南到泰安一线打，没有在韩复榘的指挥下打，它在后续的表现是很不错的。
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第五战区靠着一群地方军队，硬着头皮和日军打了四个多月，并最终赢得台儿庄大捷。如果韩复榘能够守住山东多一点时间，后期的战果可以确定会更大。
韩复榘这一逃，相当于把整个第五战区的军队和百姓，都卖了个干净。
他的不战而退，是典型的军阀思维——把军队当成自己的私产，乱世里只想着保命、保实力，这是军阀混战时的求生本能。
但他忽略了现在是抗战时期，今非昔比，你就算是要明哲保身，高低也要像汤恩伯那样做做样子，怎么能演都不演呢？
济南失守后，李宗仁发电下令他死守泰安，他居然来了一句：“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老李气不过，转身就把电报转发给了老蒋。
这分明是给老蒋架在火上烤。
南京虽然城破，但当初也没有不战而逃啊。老蒋虽然走了，但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安排了唐生智组织防卫的。
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单就这一点来看，韩复榘军事能力行不行我不知道，但他的政治格局绝对是不行的。
众所周知，韩复榘是冯玉祥的嫡系，“十三太保”之一，结果和石友三一起反水，投靠了蒋介石。
虽然是投靠，但韩复榘在主政山东八年期间，山东的税收、特殊收入、军饷，几乎全被他装进了自己的兜里，南京政府想插手都插不进去。实际上是搞起了半独立状态。
不仅如此，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是少数不多的发电支持张、杨的地方势力之一，而且在何应钦调兵准备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时候，他还打算出兵袭击“中央军”后路。
在蒋介石眼里，韩复榘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留着迟早出大事。抗战打响后，南京政府最害怕的，就是地方军阀各玩各的、不听指挥，影响全国抗战大局。而韩复榘的一系列操作，正好撞在了枪口上，成了最显眼的靶子。
杀了韩复榘，可谓是一石二鸟：一来能震慑其他地方军阀，让他们不敢再阳奉阴违、保存实力；二来能顺手收编他手里的十余万大军，壮大中央的力量。所以从政治层面来讲，韩复榘的死，早就注定了。
如果说军事和政治是韩复榘的“必死之因”，那他的性格，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韩复榘不是傻子，甚至有点小聪明，但他太自以为是、太爱耍横，最终把自己玩死了。
1938年1月11日，开封召开北方军事会议，韩复榘明明知道自己不战而退犯了大错，却还以为蒋介石不敢对他下手——毕竟自己手握重兵，又是一方诸侯，所以毫无顾忌地去参会了。
会上，蒋介石直接开撕，痛斥有些将领“把国家军队当成私产，不听命令，哪里安全往哪儿逃”，明摆着就是说韩复榘。换做别人，就算不低头认错，也会忍一忍，可韩复榘偏要硬刚，当场反问：“山东是我丢的，我负责任；那南京丢了，该谁负责任？”
这话一出口，蒋介石的脸瞬间就黑了——当着这么多将领的面，韩复榘公然顶撞，就是不给自己留面子，更是挑战中央的权威。
如果说丢失泰安以后，韩复榘还未必会被处死，那么事情进展到这一步，老蒋已经没有台阶可以下了。
对于一个长反骨的非嫡系下属，似乎也不用留什么台阶。
蒋介石当场没再多说，散会之后，卫兵直接把韩复榘押走，他这才慌了神，可一切都晚了。
之后，韩复榘被押到汉口，1月9日军事法庭会审，他全程一言不发，没有丝毫认罪、交权下野的觉悟，1月24日晚，特务把他骗下楼，从背后连开七枪——头部两弹，身上五弹，韩复榘当场毙命。
第二天，《中央日报》公布了他的罪状：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坑害抗战。
其实换个角度看，如果当时他能主动承认错误，引咎辞职、交出兵权，或许还能留一条活路。可他偏偏有恃无恐，选择硬刚到底，最终只能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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